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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爱国民众自愿捐献战马，欢迎有志青年踊跃从军报国。
自备战马当骑兵，那是双份的光荣！
小买卖人家，添置一匹大牲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刘家老人被孩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向开车马店的本家大伯咨询。没想到，大伯二话不说，从辕上卸下一匹大红马：“别提钱！你舍得送儿子去打仗，我怎么就舍不得一匹好马！”
彩霞堂姐也觉得当八路军是件光荣的事，赶紧为弟弟准备了军服和挎包。其他亲朋好友有送腰带的，有送饭盒的，再加上刘小伙儿自己的漂亮马刀，真是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都齐全了。
马刀是刘春雷从石家庄带回来的。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军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国军逃兵拎着这把哥萨克战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春雷练过武功，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学徒的工钱少，过年时老板给他置办了一套衣裳，其中有一双缎子面的布鞋，能值一块大洋，算是他最值钱的财产了。于是饭馆伙计和当兵的蘑菇了半天，终于拿这双鞋子换了马刀。
临出发的时候，刘春雷来到爹娘面前，双膝跪倒，口中念念有词：“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说罢站起来得意地直乐。他觉得自己的戏文跩得不错，却没注意到老太太已躲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
这也难怪，那时候，他才十九岁，年轻人还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在亲友们的鼓励声中，小伙子刘春雷翻身上鞍，策马扬鞭，欢蹦乱跳，投奔八路军去也！
001①木厂街：今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军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个干部带着刘春雷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中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马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我的马刀，没门！
耿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的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儿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对刘春雷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的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想：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