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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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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他很欣赏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宁都起义后，李青云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赣州战役后不久即任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33年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升任十五军军长。不久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0月在江西永丰藤田附近病逝。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5年“四清”运动中，李克敏一家因其父参加过黄埔军校而被划分为富农，结果一系列的迫害接踵而至。倍受折磨的李克敏常常在内心里呼喊：“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快来救救你的儿子吧！”因为他坚信长辈们告诉他的话：你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随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还当过红军的军长……。此后，他坚定的写着同样内容的信，尽管一一被退了回来，却丝毫没有灰心。
1966年，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档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档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他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援，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