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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首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军统特工人员杀死。
折了两人，土肥原并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有着“玉帅”之名的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首领，野心勃勃地要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下野后仍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但吴佩孚不愿出山，他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王。何况，唐绍仪的鬼影还不时地从他眼前掠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谈判。溥仪说，土肥原干起这种勾当来甚至不需要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他那副赌案上一样率真的面孔就够了。也许真的是这样，事态似乎有了转机。于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吴佩孚的寓所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土肥原踌躇满志，他已拟好了“答记者问”等书面谈话文件，只待吴佩孚一念，他的又一杰作就将呱呱坠地。然而，这个斗智天才这回却让他眼里的土军阀给涮了一把。会议开始后，吴佩孚把日方拟就的文稿扔在一边，而大谈自己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吴佩孚所开出的条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这一通劈头盖脸的三“石”，把个土肥原砸得晕头转向，七窍冒烟。但土肥原是坚定而有耐心的，当受到日本军方的指责时，他仍然冷静地辩解道：“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华北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
正当“吴佩孚工作”僵持之际，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导，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所开展的“渡边工作”即争取汪精卫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汪精卫甘当驯服的走狗，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侧翼攻克了堡垒。
说起这位斗智天才的失着，这已不是头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拢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l934年夏天，一位杰出的苏联谍报人员左格尔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术，在斗智的意义上战胜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尔的战友、女谍报员安娜；克劳津迷住心窍，竞然被她虎口拔牙，窃走了情报。话说回来，吴佩孚虽使土肥原的诡计受挫，但最终却未能逃脱他的魔掌。1939年底，吴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医生给他拔除一颗牙后，引起高烧。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医生寺田等人，不顾吴佩孚亲属的阻止，强行给他施行手术，终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气绝。
作为假面杀手，上述行径远非他罪恶的全部。在任奉天市长时，他下令废除有关鸦片的禁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推行鸦片种植。中国检察官向哲溶在起诉发言中愤怒地指出：这是日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一是获取利润作为侵略的经费。日本曾签署了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土肥原充当了撕毁公约之手。
土肥原有两句自我膨胀的话。一句是“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另一句是“华北的老百姓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这第二句是他为自己邀功请赏时说的，暴露了假面后边“土匪原”那张狰狞的面孔。“七；七”事变前后，当日本要以武装进攻代替骚乱、暴动、扶植傀儡的时候，土肥原脱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的身分，统帅日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
1937年8月，作为师团长的土肥原高举明晃晃的战刀，率领他的“野州健儿”从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陆后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稍事休整，即投入华北战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队强渡永定河、拒马河与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线疾进，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所经之处*过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气蔽日。日本报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锋利和凶猛，他成了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在黑云如铁的天空闪耀。土肥原在担任战地指挥官时，粗暴地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写在判决书里。
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余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尸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为大将，双肩戴上了带穗肩章，这种在日本军界里极为罕见的晋升速度是与他的罪恶相称的。他的胸前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闪闪的“瑞宝”、“猛虎”、“金鸦”、“旭日双辉”勋章，显示着他骇人听闻的功勋。
就是这样一个遭万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战犯，当初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西方的某些检察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当然，想要抓住这个极度狡猾的老狐狸的尾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老牌间谍头子，土肥原在平时干特务工作的时候很少留下书面的指令，也很少在公开的会议记录里面能够找得到他的发言。即使刘建业缴获了汗牛充栋的日本军政档案，但是，在里面也只能找到零星的只言片G，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让土肥原和他的辩护律师哑口无言。而且，吸取了板垣征四郎教训的土肥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副沉默到底的架势，拒绝开口。
“土肥原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难抓到他的马脚了。几乎所有能够指正他的证据都被他销毁了。”检察官向哲浚带着一些惆怅的举着酒杯说。
“这个家伙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要想从他嘴里得到证据，难度的确很大。”刘建业也对此感到为难。
“最可喜的就是我们明知道他罪恶滔天，就是很难找到他的证据。要是让他得到逃脱，对我来说纯粹是耻辱。”向哲浚愤愤地说。
“书面的证据很难找得到。我们要是能够找得到人证就好了。”刘建业说。
“最好还是曾经与他一起共事，又身处高位知道足够内幕的人。可是，这样的人现在简直不知道在那里才能找得到。”倪检察官说道。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只是一时之间很难想得起来。”刘建业放下酒杯，说道。
沉思了一会，刘建业突然眼前一亮，对两人说道：“我想起来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不少的内幕。不过，可能我们为此就不能定他的罪了。”
向哲浚说：“你先不要说，我也想起来了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再对照一下。”
“没问题。”说完，刘建业掏出纸笔，写下几个字。
两人写完以后，再互相给对方一看，不禁相视一笑。
原来两个人写的人名是同一个人，石原莞尔。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不过，这个人现在巢鸭监狱里，如果我们要他出庭作证，恐怕需要和他达成司法协议，做一次交易了。”刘建业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抓到土肥原的痛处。如果他能够出庭作证，再加上田中隆吉和溥仪的证词，土肥原才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倪检察官说。
“这件事情，看来要找美国人出面了，如果我们出面，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向哲浚说。
“事情也只能这样办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抓大放小了，尽管这个家伙的屁股上也不干净。”刘建业带着遗憾说——
最近《人民网》登出了记者包蹇先生写的一篇报道，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看守所原所长黄健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提篮桥监狱五监区原教导员傅克琥有期徒刑2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原狱政管理一处处长、刑务部部长王争鸣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提篮桥监狱原教导员俞金宝有期徒刑2年。
为什么管理犯人的人反倒成了被别人管犯人？这个具有相当讽刺意义的颠倒，就是因为这些人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给大款犯人周正毅以种种特殊照顾，使周正毅成了监狱中的“飞人”，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真的，您不信还不行，不然庄严的法律不会对这些贪官那样的无情。
这些监所的管理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在罪犯周正毅2003年至2005年被羁押及服刑期间，违规给予其照顾、为其传递信件、虚报考核材料等，并为此收受钱财。其中黄健单独和伙同其妻收受钱财40余万元；傅克琥收受奇瑞轿车一辆，价值7。7万余元；王争鸣收受钱财4。1万余元。
那么这个大款犯人周正毅在收监以后，到底享受了什么样的特殊照顾呢？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告诉列位：1、为周正毅保密。在很长一段时间，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情，他们在档案中也查不到周的姓名，后来监狱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就是那个番号为“38440”的服刑犯人“邹振义”。
2、评周正毅是“改造积极分子”，启动为周减刑程序。约在2005年9月，提篮桥监狱曾受命起*周正毅的减刑报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得认可，周可立即获释。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通缉周正毅，这个减刑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3、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周正毅开始入监时还参加一些如包装肥皂之类的简单劳动，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后来则整天呆在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看电视，打电话。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可以由其他犯人代劳。监室里通常是睡三个人，而周则独享一间囚室。一般犯人一个月只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而周正毅会见每周可高达八九次之多，并且是不在“会见大厅”里，不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进行，因而也就有机会“在监狱开董事会”。
4、周正毅看病也享受“特殊病人”待遇。据说周每次去医院看病，有关医院都会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们的门诊全部停诊，全部为周一个人看病让路。人们反映光在这一点上，周正毅的待遇就不亚于一个省部级的领导！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