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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带着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亲笔签名信拜见了罗斯福总统。信中，几位科学家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当时原子科学发展的状况，描述了原子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军事可能会给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提醒罗斯福总统，德国人已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也许有一天希特勒会拥有一种威力惊人的武器。
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并赋予该计划“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曼哈顿”计划规模大得惊人。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分裂铀235的3种方法哪种最好，只得用3种方法同时进行裂变工作。这项复杂的工程成了美国科学的熔炉，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内，汇集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科学家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某些部门，带博士头衔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曼哈顿”工程在顶峰时期曾经起用了53。9万人，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其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曼哈顿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赶在战争以前造出原子弹。虽然在这个计划以前，决策层就肯定了它的可行性，但要实现这一新的爆炸，还有大量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在劳伦斯、康普顿等人的推荐下，格罗夫斯请奥本海默负责这一工作。为了使原子弹研究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军事当局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快中子反应和原子弹结构研究基地，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奥本海默凭着他的才能与智慧，以及他对于原子弹的深刻洞察力，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命，才使他在日后赢得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
在“曼哈顿工程区”工作的15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其实，全体人员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在从事制造原子弹的工作。例如，洛斯阿拉莫斯计算中心长时期内进行复杂的计算，但大部分工作人员不了解这些工作的实际意义。由于他们不知道工作目的，所以也就不可能使他们对工作发生真正的兴趣。后来，有一个年轻的说明了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这里的工作达到了高潮，并且有许多工作人员自愿留下来加班加点。经过全体人员的艰苦努力，原子弹的许多技术与工程问题得到解决。1945年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原里试验成功。
曼哈顿计划不仅造出了原子弹，也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000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000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切都是绝密的。你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想你今天是无法出去的了。即使你是我们的盟友，想要见到明天的太阳，也是没有可能的。”麦克阿瑟将军阴沉着脸说道。
“这是我们的情报机关从使用合法手段收集的公开的消息里分析出来的。当然，我也对此有所贡献。我个人是一个对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有一些兴趣的人。据我所知，从纳粹上台以后，有相当多的欧洲的优秀科学家来到了你们美国。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核物理学家，例如奥本海默，费米，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的冯诺依曼。但是，这些人最近几年几乎是神秘的从公开场合里失踪了。我相信贵国政府很清楚这些人的巨大价值，是绝对不会浪费这些最宝贵的资源的。无论如何，对于一大批最顶尖的核物理学家和其他一些各方面的优秀学者长时间的神秘消失，只能以他们从事了一项极为秘密的政府项目来解释才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凑到一起，能做出些什么呢？我想他们必定是从事了与核物理相关的事情。联想到核裂变能够在极短时间里释放出极为巨大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那么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是从事了制造核武器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搜集情报，并不需要多少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只需要一些有着灵敏嗅觉的情报分析人员，然后以公开合法的途径搜集到一些很容易就可以获得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正确地分析，就可以得到你想知道的东西。”刘建业自然是不可能说出己是怎样知道美国人的绝密核武器项目的。不然的话，他是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
“我想，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人对于你的理论肯定会很有兴趣的。当然，你是我们的盟友，你不用担心你的安全。”麦克阿瑟将军思考了一会，说道。
“我想现在正是我们同盟国下定决心对日本使用这种有着巨大威力的武器的时候。只有让日本人明白，只要他们继续坚持顽抗，拒绝投降，我们同盟国一方有着绝对的优势，不必使用大规模登陆的战术，照样可以让他们日本人无法继续坚持，那么他们会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刘建业擦了一下自己额头的冷汗，说道。
“这个事情，我只能向政府提出建议。我是没有权利作出决定的。”麦克阿瑟将军说道。
“只要将军您提出这样的建议，以将军您的地位，威望和巨大的功勋，我想决策层肯定是会听取您的意见的。”刘建业不断的吹捧着麦克阿瑟。
“作为前线指挥官，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美国的小伙子们去登陆到那几个小小的岛屿上去和那些矮小的猴子们拚刺刀，去白白的流血牺牲。那些卑鄙的猴子，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任何的好脸色。既然有这样的好东西，那就应该拿到战场上使用出来，让日本人好好的领教一下这种东西的滋味。”麦克阿瑟将军对于刘建业的话，显然是很受用的，而且，对于刘建业的建议，他也是很赞同的。
“只要这种东西一经使用，日本人肯定就只能选择投降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对于日本人最终选择投降，我是确信不疑的。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日本人会不会投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担心的是日本人投降以后的一些事情。”刘建业带着一些忧虑地说道。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忧虑？能说给我听听吗？”麦克阿瑟将军说道。
“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日本的那些战争罪犯们全都送上法庭，让他们接受正义的审判。”刘建业说道。
第三部
第三百一十三章 … 日落（三）
战争，顾名思义，因纷争而战；或以战的形式解决争端。
1948年12月22日晚上8点，一群从极端狂热堕至极度悲凉的战争狂徒相继走上绞刑台。“樱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来了。”前曰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吟道。那个曾经面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中国人的死尸没有皱一下眉，面对珍珠港湾美军最精锐的航空母舰的沉没只有欣喜若狂的战争制造者和推动者，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前夜，心情如此凄凉。这时候，他是否想起全亚洲最起码有数千万人死在他发起和推动的这场名为战争实为屠杀的暴行中？
我们为什么要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伤害了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欢庆战争，因为我们胜利了。
我们为什么要审判战争，因为需要建立一个秩序。
那个秩序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惩罚战争肇事者和战争阴谋家，建立一个用和平通向和平的有效通道，防止将来再出现用战争来迅速扬名立万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家长的后希特勒和后东条英机。
我们不愿意用战争通向和平，因为只要有战争，就有平民的伤害；我们期望用和平手段达到和平，因为那样成本最低，最皆大欢喜。但有人不愿意，以战争的方式攫取利益最快最简捷，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容易建立自己的绝对霸主地位。
归根结底，无论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它给世界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利益和公理的胜负那么简单，具体到每一个人，那就是撕心裂肺了。就像一名在北非战死的英军士兵的父母，在儿子的墓碑上写的一段话一样：“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但是，对于我们，你是整个世界。”
此前的国际法体系里，对于战争罪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对于战争罪犯的惩罚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一方想要对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领导层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居然处在一个无法可以的尴尬境地。而且，他们最想抓的人——退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出逃到了中立国荷兰，荷兰政府也不愿意把他交给协约国。最后这件事情就只能不了了之。
1928年，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签订了《非战公约》，曰本也是缔约国。公约明确规定不得把战争当作实施政策的工具，认定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犯罪。1923年国联曾起*《互助公约》，指出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犯罪；1924年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也认定侵略战争是国际性犯罪。同时根据同盟国家刚刚公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六条“欺骗及错误领导曰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的规定，在战争之后追究曰本战犯的战争责任，是同盟国必定会去做的事情。
在刘建业后世的记忆里，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同盟国在战争胜利之后组织起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数十名策划和发动战争的轴心国的甲级战犯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判。东京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依照……协定，应设立一国际军事法庭，以公正并迅速审判及处罚轴心国之主要战争罪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设立，其目的为公正与迅速审判并惩罚远东之主要战争罪犯。”这些首要的或主要的战争罪犯有时又被称为“甲级战犯”；他们都是当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曰本政府中对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这些人对于国家侵略战争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进行是起过重大作用的。
对于这类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依照法律手续加以审讯和制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这以前，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他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巨魁，一般都是逍遥法外的，从来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诚然，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显要在战争中一旦落在敌国手中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最著名的近例便是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英、俄、奥、普等战胜国流放在圣赫勒拿岛终身囚禁。但是他的流放并没有经过任何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的审判。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但是，东京审判在消除曰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远东法庭在惩处曰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曰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二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曰本战犯；三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曰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还于1957年出任曰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的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曰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犯罪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曰本天皇）即使不是曰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