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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君，这样做不好吧？”
“没关系，就当时他们为天皇陛下尽忠了！”小野田少佐说到。
在日军炮火的无差别覆盖射击下，正纠缠在一起浴血搏杀的工兵团官兵和日军官兵都来不及躲避，就被落下来的炮弹炸了一个同归于尽。
在塔台上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建业没有料到日军的指挥官居然敢来上这么一手，一时之间头脑里也出现了空白。过了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对传令兵说：“让工兵团撤下来吧，到机场南部重新编组。让补充团顶上去。”
随着工兵团的撤退，机场北部的阵地落入了日军的手里。
“太君，你看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也上去进攻？”上身穿着日式军服，下面却穿着筒裙的男子对小野田少佐说到。
“孟同君，那就拜托你们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将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小野田少佐说到。
“我们还要感谢你们对我们缅甸独立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那名叫做孟同的男子说道。
1941年11月初，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总参谋部就总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这个作战计划是在万一同英国和美国作战时要付诸实施的。目标是“削弱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势力的主要基础；占领南亚地区”。决定要占领的地区是“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帝汶”。
在东南亚方面，这个作战计划规定先袭击香港、菲律宾、关岛和马来亚，再占领退罗（可能的话，和平占领）。日本人一旦清除了任何可能威胁他们的交通的力量，并且占领了为掩护进一步推进所必需的飞机场以后，他灯就将开始征服的进程。婆罗洲东、西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将被占领，然后通过小巽他群岛向帝汶进攻，这样就可以切断澳大利亚和爪哇之间的交通。同时，将占领南苏门答腊的据点，然后就可以从东、西两侧袭击主要目标爪哇。日本控制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后，在暹罗的日本军队就可开始征服缅甸。为了防御来自西北方向的反击，同时为了切断从仰光经由滇缅公路和昆明到中国的供应线，这个作战行动是必要的。
征服东南亚后，日本将得到它所需要的大米、锡、橡胶，尤其是石油。东南亚以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的地方合在一起，将构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日本就希望达到经济自给，完全摆脱它以前对美国和英联邦的使人讨厌的依赖关系。
日本人一旦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地区以后，最初的计划是就地驻扎，巩固自己获得的地盘。他们估计能建立足够的力量来拦截并打败盟国为了想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而派出的任何远征军，这样的远征是会遭到距离太长和供应困难的阻碍的。他们相信，假使能击退这样的反攻，他们最后就会使敌人同自己达成妥协的和平，这种妥协的和平至少能把原先获得的土地中较大和较宝贵的一部分留归自己。
这样，日本是在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也许它是不得已而如此，因为它不可能希望完全打垮它的主要敌手美国。对美国来说，在远东被打败，虽然是严重的，可耻的，但毕竟并没有重大关系，因此日本相信它自己能坚持较长的时间，以磨灭美国人民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费用很大的战争的意志，就象日本在1904—1905年在类似的情况下成功地磨灭了沙皇俄国的战争意志一样。至于英国，日本预料它或者会被德国完全击败，或者至少大伤元气，以致无法挽回东南亚战争的命运。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就必须在夺取东南亚的战斗力最大限度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这就需要利用在东南亚这片原先属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里已经存在的民族独立势力。因此，日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不少的文章。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确保东亚的和平与安定，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的剥削。这就成为日本人在国内和在他们占领的国家的人民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主题。的确，12月8日这一天，在日本占领区是作为“天皇诏书纪念日”来庆祝的。每逢周年纪念日，日本控制的报纸和电台都要大谈日本发动战争的崇高目的。这个战争被称为“大东亚圣战”。它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日本发言人说，日本不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且是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东亚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东亚将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目的不仅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而且要给予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他声称，这与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几天以后，东条自己在庆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协定（在协定中三国保证共同作战，不单独媾和）一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把日本在亚洲的目的和它的伙伴们在欧洲的目的联系起来，说都是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占有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是为了建设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这种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证。”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这种话完全是虚伪的，不值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在不少的西方人眼里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宣称，它在亚洲正如在本国一样，承担着一种天然的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济上自给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作是文明的发源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第二部
第二百四十三章 … 缅甸悲歌（八）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关内，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以此来让当地的百姓放弃反抗日军的想法。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事实上，谁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
就是在日本的这种宣传下，许多东南亚地区的争取实现民族独立，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