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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
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的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三十二
三个老头儿从城墙上下来，到了李菊人的家里，一进院子就听见李菊人的女人正在屋里唱《玉堂春》。
李菊人的宅院，有些没落地主的性质。大门的黑漆剥落了，影壁前面的养鱼缸里，栽种着几棵大葱，也早就冻干。正房窗台前面，原有两棵高大的石榴树，因为冬天没人养护，死了一棵。进屋里，是一股强烈的发霉的羊肉馅味，一撩门帘，这个唱戏出身的、李菊人的小婆儿，李佩钟的母亲，正坐在炕当中包饺子，她的艺名叫郭雁声。
她的两手粘着面，身子前面的案板上摆满了面剂、肉馅、蒜皮和葱头。
她不过四十岁，长的少像，脸蛋儿很白。她盘着腿儿坐着，绣花的红缎子鞋尖儿，从屁股两边露出来。
“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我一帘饺子还没捏满哩！”她望着三个老头儿笑着说。
“别提了，快打点水擦擦脸！”李菊人说，“不光碰了一鼻子灰，还弄了一身土！”
“煤火上铜壶里是热水，你自己倒吧！”女人说，“你们见到佩钟吗？”
“见是见到了，”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所请一概不准！”“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女人笑着拍拍手上的面，“那小妮子邪性着哩！”
“我们当时把你也搬去就好了，”老头儿又说，“当娘的说说她，或者有点儿效力！”
“我去了，还不是一样晾着，”女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谁还管的了谁呢？比如说我吧，九岁上就叫人卖到戏班子上，到眼下爹娘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别倒那千年的布节万年的穗子了，”李菊人擦完脸说，“我们出了正月，就安排着到北京去住，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那里不是叫日本占了？”女人说，“躲都躲不及，还往老虎嘴里送食儿去！”
李菊人说：
“那里有日本，这里有八路军，全不大好受，两头儿挤，我看还是到北京松快点。咱们把这里的铺子合对了，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到北京混他两年，那里有钱的人多，不像这里，什么事儿也找到咱头上，光这个合理负担就够呛！住在北京，实在混不住了，你还可以搭个班唱两天戏！”“老的快没牙了，谁还爱听你唱戏哩！”女人说，“这么大的过活，就扔下不管？看看风头儿，再搬舵吧！”
“按说哩，佩钟在这里边，我不该讲，”拿腰子的老头儿说，“别看他们胡闹，长的了吗？”
“别提那妮子，”李菊人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石头缝儿里爆出来的！不怕闹的欢，就怕拉清单，你说的对！”
“那你们就别愁了，”女人说，“快帮我捏饺子吧！”“我们还有事儿，”拿草珠子的老头儿说，“要不，你就还接着唱你的《玉堂春》，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审你！”
“呸！回家审你太太去吧，问她这几天跟谁过来着？”女人笑着说。
三个绅士继续讨论关于拆城的对策。拿草珠子的说：“看这样，他们是不守这县城了。那些穷光蛋，没家没业的人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去，你说我们这些户，搬不动，挪不动的，到底怎么办呀？”
“不搬！”拿腰子的说，“这有多么干脆。”
“你不搬，他就说你是汉奸，这名帖儿可不大好听！”拿草珠子的说。
“到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早跑到哪里去了，还顾上叫这叫那哩！”拿腰子的说，“目前是怎么想法不叫他们拆城，拆城对咱们终归不利！”
“已经在那里扑腾着拆了，还有什么办法？”李菊人说。
“显个灵验给他们看！老百姓一害怕就拆着没劲了。”拿腰子的小声说。
“叫谁显灵验呢？”李菊人问。
“我们分头去进行，”拿腰子的对拿草珠子的说，“你到圣姑庙，叫老道姑在这两天里使个招儿，迷惑那些乡下来的妇女们，我和老菊去西关天主堂找外国神父，也叫他想个法子，威吓那些男人小伙子们！你们看怎样？”
“真乃妙计！”李菊人说着就又和他们出去了。
“你们造罪吧！”女人回脸对着窗户上的小镜儿说。
圣姑庙在北门里，这是一座工程浩大的庙宇，修在一座极高的土台子上，有一百零八级白石的阶梯。河北省流传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说赶到这里，看看拿住，圣姑正在井口打水，放过刘秀，摘下头上的簪子一划，就地成了一条大河，就是现在的滹沱河。是一段形式美丽的传说，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这个传说，鼓励了这个迷信。圣姑庙因为修建的庄严，粉画的秀丽，远近朝拜，香火很盛。圣姑的塑像，就是一个精采出众的艺术作品，老百姓认定这是圣姑的真身，她那灵活的富于情感的眼睛，注意和安慰了每个膜拜的人。
庙里的道姑，又多方面铺张，给圣姑安排了婆家娘家的谱系，她是受婆婆虐待的，娘家是河北里河村一个贫苦的农家，每年夏天，里河村的群众，要迎接圣姑过河歇伏。
妇女们特别迷信圣姑，因为她出身贫苦并且受婆婆虐待。加上这一带，旱涝连年，兵灾不断，在那黑暗的年月，圣姑庙就成了附近几县妇女信仰的寄托。
关于西关的天主教堂，也有一段传说，不过是悲惨一些罢了。义和团事件的第二年，两个外国教士来到这个县城，看好一家小店，要强买这片庄基，并且打伤了那年老的店主。附近的农民，激于一种崇高的情感，背上火枪火炮来帮助，他们在西关的土寨后面，和鬼子调来的洋枪队开了火，整打了三天三夜，没让他们进来，农民的妻子儿女来往运送着火药和饭食。县知事出卖了抗战的志士，叫马快手在背后夹击，农民们失败了，洋鬼子进城，杀死了那老店主和七个不离寨墙的青年农民，没等扫清他们的血迹，外国人就强迫着居民替他们修盖起教堂，安上了十字架。
自然，以后这教也传布开了，附近很多农民也在了教。可是，他们忘不了这段经过，五十岁上下的人，都还记得死者的姓名和容貌，能演说当时火热的场面和悲惨的结局。大涝之年，寸草不收，外国人弄些高粱来，设粥厂，每个人赈济几斤山药，农民们就在了教，他们不明教义，一般的都说在的是山药教。
抗战刚刚开始，农民们也曾向圣姑庙和天主堂求助，天主堂只答应他们，日本人来了，教友可以进教堂避难，但是不久就听说日本人打进了正定的教堂，还强奸了修女。至于圣姑庙上的道姑，就只能说这是劫数，圣姑也到峨眉避难去了。
当时的农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才坚决的走上抗日的道路，并且建立了政治信仰。
三十三
很快，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子午镇民工队，并起大沙篙，斜倚在城墙外面，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叫大车拉走。
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很不容易掀起，大镐落在上面，迸起火星儿来，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才一块一块起下来。
李佩钟也挽起袖子，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来回两趟，她就气喘起来，脸也红了，手也碰破了。
“县长歇息歇息吧！”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在她身边走过去说，“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
“我来锻炼一下！”李佩钟笑着说，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继续的搬运。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她说：“春儿，给我找副筐头，我们两个比赛吧！”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
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
“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
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
“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
“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