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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由于学的是政法大学的速成科，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宣扬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自然视腐败专制的清政府为万恶之源，一心一意要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
当时的革命党，势力最大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派的“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黄兴在留学生中号召力强，但身材矮小的孙中山却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主张，汪兆铭是广东人，又心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要加入“兴中会”了，并且凭借自己的才思和擅长演讲，很快就脱颖而出。等到孙中山联合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和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汪兆铭以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资格，当选同盟会评议部部长。而此时的同盟会只有三个部。
作了同盟会评议部部长的汪兆铭，取精卫填海之意，改名汪精卫。
到了1906年冬的时候，同盟会共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牺牲了许多年轻的革命者。这个时候，梁启超等保皇党趁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现代人评价民国人物的时候，往往会感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时候会出现混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先行者，许多问题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梁启超就很复杂，他是中国近代思想界巨擘，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了康梁变法，一生著述颇丰，不停地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仍然主张维新改良。当然，梁启超后期放弃了改良主义。
梁启超是大文豪、大思想家，批评人的话也格外尖刻，他说革命党的领袖们自己躲在海外，却唆使年轻人去送死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个说法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盟会内部也有人开始反对孙中山，主要是两点：一个批评孙中山作风独裁，一个批评孙中山挪用革命经费。结果同盟会内部出现分裂，章炳麟宣布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北上北京，开始了他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义举。虽然最后刺杀没有成功，汪精卫也被捕入狱，但汪精卫因此壮举成了举世瞩目的勇士。
汪精卫另一个政治资本就是撰写了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当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但是孙中山一不指定国民党继承人，二不留遗言，汪精卫等人非常着急，就由汪精卫起草了《总理遗嘱》，逐字逐句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没有修改一个字，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国民党天天挂在墙上、让党员记在心里的《总理遗嘱》，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东西。
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不贪、不嫖、不赌、不抽，还不恋权，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从辛亥革命成功到现在，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和平过？一切都得有枪杆子说了算。擅长演说的汪精卫遇上擅长军事的蒋介石，结果可想而知。几番争斗下来，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实际领袖，汪精卫成了第二号人物。
抗战开始之初，蒋介石、汪精卫都是主张抗战的。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汪精卫的谈话同样鼓舞人心。他曾情绪激昂地说：“数年以来，国民政府不恤以最大之忍耐，期待中日两国有真诚携手之一日。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国实已濒于最后关头了。过此一步，国家民族的命运，便将陷于永劫不复之深渊，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一致之决心，殉此最后关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蒋介石性格坚韧，凡事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主张以空间换时间，对大片国土沦陷有心理准备。汪精卫性格冲动，往往走极端。一遇难题，动辄辞职。淞沪会战后期到南京陷落，汪精卫的思想急转直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这个丧失信心，可不单单是对战局丧失信心，还包括对国民党政治丧失信心。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身为行政院长的他，曾一心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他发现，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他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包括丢掉东北的张学良，都不听他的号令。汪精卫曾经三次派人去督促张学良向北出兵，牵制日军，增援上海战场，结果张学良把汪精卫的特使请到八大胡同天天喝酒。民国元老章太炎看不过，拄着拐杖去找张学良，但张学良满脑子都是美女，哪里愿意去打仗。他要愿意打仗也不会把东三省给丢了。最后张学良给汪精卫开出的条件是部队可以出动，但每天需要拨给军饷500万元。山西的阎锡山不错，但只答应给十九路军支援十万颗手榴弹，其它的就不说了。直到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八一三抗战结束，汪精卫也没能为十九路军调来一支援军。到此，他算彻底把中国各路军阀的嘴脸看清楚了。
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也不停的蛊惑，让汪精卫认为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只是唱高调。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武器都与日本相差太远，比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那篇《我们都要说老实话》，就是汪精卫思想转变后的真实写照。胡适还给他们这个小团体起名“低调俱乐部”。只不过胡适这人政治上善于投机，参加低调俱乐部主张和议是为了抬高他的政治地位，在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关系、于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驻美大使后，就与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
两国交战，无论古今中外，都会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开始主和，并不等于他那时候就开始想当汉奸，蒋介石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关闭与日和谈大门，德国大使陶德曼就曾居间调停中日战事，只不过日本人胃口太大没有成功而已。假若日本人当时同意终止战争，退出华北、华中，只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和他们在华的一些特殊权益，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停战，转而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的。但日本人利令智昏，仗着坚船利炮，非要彻底灭亡中国，和谈自然是不行了。汪精卫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也就没有了市场。
高宗武日本之行，让蒋介石断绝了与日和谈，加上由八路军的战绩和刘一民在徐州与蒋介石的长谈，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这让汪精卫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主持与日和谈的愿望彻底破灭。
汪精卫不同，他在日本时间长，对日本的国情了解甚深，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胜利，那是钻了日本人的空子，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那八路军就会马上被打垮。因此，高宗武日本之行，在蒋介石断绝与日和谈的同时，知道日本政府有意让自己出面组织新政府、代表中国与日和谈的汪精卫彻底晕了，忘了自己枪无一条、兵无一名，决心丢下蒋介石，改由自己主导与日和谈，走和平救国道路。
随着武汉会战后期局势恶化，汪精卫开始跳出来了，频频约见外国记者，重弹和议老调。这一下，惹恼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人们。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汪精卫大受刺激，诡辩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武汉、广州一陷落，汪精卫就派梅思平、高宗武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重光堂密约》签订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商议，这里面也有人担心，象陈公博就提出，此事一旦实行，汪精卫30年革命史就毁之一旦。
这个时候，当年那个一心一意推翻满清的勇敢的小姑娘、辛亥革命胜利后与汪精卫结为革命夫妻的陈璧君推了汪精卫一把。
陈璧君和汪精卫演绎过一段堪称传奇的爱情经历，但此时她已经不是那个只身北上营救汪精卫的小姑娘了，而是在权力场中打滚的领袖夫人了。这些年，汪精卫屈居蒋介石之下，陈璧君早就不耐烦了。只不过汪精卫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宋美龄又死死地压住了陈璧君的风头，她干气没办法而已。现在机会出现了，陈璧君不愿错过了。
按陈璧君的说法，汪先生和蒋先生在一起，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必须开创新局面。
汪精卫这人，不但思想充满矛盾，还耳朵软，许多事情都听陈璧君的。有些事，即令汪精卫不同意，陈璧君办了他也得认账。何况陈璧君总是一心一意替他考虑呢？
大盘子定了，但具体怎么办，方案就显得有点可笑了。汪精卫的设想是到云南去，建立一个有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方实力派参加的政府，与日本和谈，然后逼蒋接受与日和谈主张。
这种方案要是让正常人一看，都会扑哧一声笑出来，原因明摆着，贵州自从薛岳入黔后，已经彻底中央化。四川自从刘湘去世后，已经没有帅字旗了，而且川军主力已经分散全国各战场，被蒋介石控制得死死的。只有云南一个省还在省主席龙云控制下，别说龙云不一定会支持他，就算龙云支持他，黔军主力北上抗日，没有本钱又能如何？
汪精卫两口子不这样想，他们的设想是蒋介石搞独裁，不得人心，只要汪精卫树起大旗，必然应者云集，因为蒋介石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利益冲突。
为此，陈璧君把孩子送走了，周佛海、陶希圣也找借口到云南去了。陈璧君甚至两次飞到昆明，与龙云长谈，龙云也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基于此，他们商定汪精卫由重庆飞云南，然后转飞河内，从河内飞香港，与日本展开和谈。
蒋介石约见汪精卫后，由于忙着督促各地落实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加上想不到汪精卫会出事，就没再理会汪精卫。
汪精卫回到家后，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逃离重庆。他老婆陈璧君已经定好了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10月8日出逃。可惜蒋介石呆在重庆，汪精卫一伙不敢妄动，白白浪费了60块大洋的机票。
戴笠倒是警惕性很高，也知道谷寿夫、尾高龟藏等人交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军密谈并签订《重光堂密约》的情况。再说汪精卫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党内威望很高，甚至超过蒋介石，他也不敢造次，只是加强了对梅思平、曾仲鸣等人的监视。10月9日一大早，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就来找汪精卫，胆颤心惊地说，昨天下午两个特务去了他家，一坐就是一晌，不知道想干什么。
下午，梅思平也报告说住所被监视。
汪精卫虽然是个政客，没有军队，也没有作战指挥经验。但是他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琢磨了一会儿，就让秘书通知戴笠来见他。
戴笠来后，汪精卫将他狠狠地训斥一顿。说是中日之战打到这个时候，丧师失地，愧对国家，愧对民众，愧对总理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之所以会有今天之败局，都是因为党内同志不团结、互相猜忌造成的。象戴笠主管的军统局，花了国军那么多经费，对抗日未见有任何建树，还比不上不花国民政府一分钱的八路军教导师，他们还抓捕、枪毙了一批汉奸。军统局呢？制裁王克敏失败，制裁殷汝耕失败，唐绍仪并没有公开投敌，甚至可能是与日军虚与委蛇，却被军统莫名其妙地杀死在寓所。军统除了对自己同志极尽盯梢、监视之能外，还能干点什么？纯粹是一帮饭桶。
想那戴笠，虽然是特工奇才，但他怎么能够是17岁就高中广东乡试第一名、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对手？被训得服服帖帖的，老老实实地检讨了一通，灰溜溜地走了。至于对汪精卫一伙的监视，自然有所松懈。
好不容易等到了12月17号，汪精卫得知蒋介石明天要在行营做特别演讲，汪精卫不用出席。这个机会汪精卫再也不愿错过了，决定18日离开重庆。
陈璧君担心走不了，向汪精卫建议，必要时让她的胞弟、昆明航校校长陈昌祖驾机来接应，将他们送往河内。汪精卫一笑置之，认为以他堂堂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离开重庆算什么难事。只管走，大摇大摆地走，蒋介石奈何不了他。
18日早上，陈璧君带着大女儿的未婚夫何文杰、侄儿陈常寿和汪精卫秘书曾仲鸣，乘坐一辆吉普车去了机场，等着汪精卫前来会合。
汪精卫没等到，倒是等来了空军的周至柔，他是去昆明航校检查工作的。
见了周至柔，陈璧君还以为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们的。还是曾仲鸣老练，说要监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