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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军重兵围困鲁中南八路军主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搞了个“中央提示案”。在这个提示案中，何应钦、白崇禧提出撤销冀察战区，原冀察战区防区和武装统归第二战区指挥；撤销陕西抗日民主特区，恢复陕西省政府；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整编为三个军八个师10万人，限令一月内全部集中于冀察两省和鲁西、鲁北，此后不得越境作战；中共发展的地方政权一律撤销，地方武装统一收归第二战区重新编练。
山东的八路军刘一民部，先前已经被军委会撤销教导师番号、明令开回陕西编为地方保安部队、承担河防任务。刘一民部拒不执行军委会撤回陕西的命令，等于是叛军了，按照常理，应该予以坚决剿灭，可惜国军主力早对刘一民部鞭长莫及，刘一民部又战功赫赫，还有牵制日军主力的作用，何总参谋长、白副总参谋长就格外开恩，在提示案中特意划出鲁西、鲁北作为刘一民部的防区。
这个提示案用心极其险恶，是要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缩编，彻底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地方政权，将八路军、新四军变成没有根据地的野战军、无根之萍。因此，遭到了中共的当然拒绝。
但是，何、白“中央提示案”传达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解决异党问题的决心是坚决的，政策是一致的。这就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依据。
这个时候，恰逢新四军一支队主力渡江北上。躲过日军大扫荡、重新控制如皋、姜堰的韩德勤部陈运泰部队，当即武力拦截新四军一支队北上。都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陈运泰主动进攻，总不能让新四军一支队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当陈运泰的靶子吧？双方就在姜堰、黄桥一带交火开打。想那陈运泰，哪里会是历史上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对手！装备齐整、拥有两、三万人的陈运泰，竟然被粟裕以少胜多打了个稀里哗啦，丢掉了姜堰和黄桥。就这，还是粟裕站在团结抗战角度，没有对陈运泰部痛下杀手，也无意扩大战果。不然的话，恐怕就把陈运泰请到粟裕的司令部喝茶去了。
此战过后，为了团结韩德勤、陈运泰一同抗日，刘、陈指示粟裕、管文蔚主动放弃了姜堰，在黄桥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国民党五中全会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支持，有何、白“中央提示案”坚决限制中共发展的精神，有第五战区李品仙部、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策应、牵制，山东八路军刘一民部又在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苏北形势，打完徐州会战后就一直缩在苏北的韩德勤终于出手了。
客观地说，韩德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是为了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战。但是看在国民党眼里，那就是破坏国家统一、违背政令军令。以中央社一个记者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共产党在搞国中之国，在利用抗战大肆扩充力量，在破坏北伐结束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统一局面。作为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当然要守土有责了，当然要打不经他同意就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了。
这帮家伙，全然不顾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是经过浴血拼杀后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事实了，典型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慈禧太后心态。
韩德勤心里有数，在苏北的八路军新三旅、新七旅是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惹不起，汤沟事件的教训他记得很清楚。但是，从江南北上的管文蔚部是地方抗日武装，属于新四军一支队序列，打着江抗的牌子吓唬人呢。管文蔚部和刘一民部分属不同系统，不敢打刘一民部的新三旅、新七旅，不等于不能打新四军一支队！
韩德勤集中主力扑向了黄桥，想一举消灭这支只有七、八千人的新四军。结果，韩德勤比历史上出动兵力更多，败得也更惨。要不是为了团结抗战，可能刘、陈就要趁势彻底消灭韩德勤在苏北的全部武装了。
实际上，我军发动黄桥决战也是迫不得已。此时，新四军军部尚在皖南地区，刘、陈在苏北与韩德勤大打，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的报复性攻击。项英就曾向中央发报，请示能不能待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后再发动对韩德勤的战役。可惜的是，韩德勤要打，我军不得不打。同时，由于刘一民部在临沂事变中成功自卫，消灭了张里元主力，重创了吴化文部，撵蹿了苏鲁战区，山西八路军在反摩擦战役中又活捉了朱怀冰，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主力又成功归入八路军建制，打退国军对陕西根据地进攻后也没见蒋介石有进一步动作，中央就出现了错误判断，认为打了主动进攻的韩德勤，蒋介石也不至于拿皖南新四军军部怎么样。黄桥决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由于刘一民的努力，新四军叶挺、项英之间因为指挥权引起的矛盾明显缓解，项英本人对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的问题也考虑清楚了。只不过中央也好、刘一民也罢，都是要求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渡江北上，指挥发展江北的苏皖边区根据地，并没有明令彻底放弃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根据地。项英也是在等中央的最后命令。
黄桥决战甫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9日以军委会名义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称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而且说要是换做其它部队，就要断然予以武力解决。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特殊情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
韩德勤打新四军有理，新四军自卫反击有罪。韩德勤躲在苏北偏安一隅有理，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日、开辟敌后根据地有罪！如此军令政令，让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执行？
但何、白的电报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中央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给何、白回电，据实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污蔑，婉言拒绝了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要求。但是，为了维护团结抗战，中央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往长江以北。
说实话，中央从战略角度考虑，既要顾及皖南新四军的安全，实施北撤，又不舍得放弃皖南的战略支点，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就是蔡中告诉刘一民的中央正在和蒋介石打口水战的由来。
到了11月14日，因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在一个月内执行何、白以军委会名义下达的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军委会当即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
其中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其实是欺人之谈，刘一民部主力也在黄河以南作战，让国军来解决一下试试？
准确地说，由于刘一民的出现，蒋介石没有炸开花园口，黄河没有改道，军委会的计划应该是解决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见共产党一味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拖延撤军时间，蒋介石等不及了，于12月7日，也就是黄桥决战胜利两个月的时间，秘密下达了军委会的作战计划，命令第三战区部队在1941年1月底前，彻底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并进军苏北消灭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蒋介石把刚完成枣宜会战作战任务的军委会直属机动兵团汤恩伯部调往豫东，配合大别山的第五战区李品仙部和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等部队，集中20多万大军，彻底消灭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边剑已出鞘，那边何应钦和白崇禧还假惺惺地在12月8日再次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催促八路军、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撤往黄河以北，装的像个调解矛盾纠纷的善人一样。紧接着，蒋介石就在12月10日再次给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下令，指出如果皖南新四军超过12月31日前仍不北移，立即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当即调集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任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茂林、泾县一带布设伏击阵地。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之所以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布设伏击阵地，是因为国民党的报纸上不断报道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已封锁了新四军北上的长江防线，新四军想通过铜陵地区渡江北上已无可能。日军会替国军消灭企图渡江北上的皖南新四军主力的。
自此，第三战区针对皖南新四军的大网已经形成，就等叶挺、项英率部队往陷阱里跳了。
情报传到中央，中央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指示各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警惕国民党发动顽固派进攻，并几次电令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务必在12月底前全部开动完毕。
这个时候，叶、项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执行中央命令渡江北上。但是，侦查情况表明，从铜陵一带北上道路被日军封锁，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又经营日久，后勤机关庞大，不是说立即转移就能转移的，开了几次会都确定不了转移路线。这样一来，就把时间耽误了。
皖南新四军危在旦夕！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山东局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我军传奇英雄刘一民，完成了链霉素和鼠疫疫苗、霍乱疫苗研制任务，返回大店军区司令部，听了罗荣桓和蔡中的简单介绍后，火急火燎地让蔡中把近期积累的中央来电拿来，开始认真阅读了。
第1113章 向北突击
看完中央和总部通报的情况后，刘一民才知道自己未雨绸缪、下了那么多功夫做项英和叶挺的工作，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白费了，皖南新四军还是掉进了国军和日军的陷阱中。
从苏北与叶挺长谈到在西安六届六中全会上见项英，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新四军军部仍然留在皖南的云岭地区。刘一民想想就想骂娘！
但是，刘一民现在顾不上骂娘了，要是眼睁睁地看着皖南事变悲剧发生，那他就不是刘一民了！
刘一民心里明白，这也不能全怪叶挺、项英，最早把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国共双方商定的。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序列，不要说军部撤离皖南了，就是叶挺、项英要离开皖南，也得向顾祝同请假，否则就是违犯军纪，有顾祝同说的没有叶、项说的；而且，皖南战略地位重要，一般情况下中央也下不了彻底放弃的决心。虽然自己早就对主席说、对叶挺和项英说新四军军部留在皖南危险，但危险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战略意识的领导，谁会真正舍得放弃这个战略支点呢？可惜，等危险真的来的时候，再想主动舍弃皖南都很难办到了。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叶挺、项英为了执行渡江北上任务，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先后选择三条线路渡江：
第一条线路是北线，即从军部所在地云岭直接向北经铜陵、繁昌过长江。这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交通线，叶挺、张云逸率江北指挥部渡江时即沿此路线经过。这条路优点是路程较近、群众条件较好，不经过国民党防区。沿途所经地区为我三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经过50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渡江。叶挺、项英于11月中旬派军部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和参谋张云龙等率领一些干部和部分战土组成先遣侦察分队侦察渡江路线，收集船只，并在江北无为东乡临江坝成立了以曾希圣为指挥，张正坤、孙仲德为副指挥的渡江指挥部，负责北渡的准备工作，准备全军在12月中旬突然北渡。可惜，国民党一边明令新四军由铜陵、繁昌北渡，一边密令李品仙调集两个师到桐城、庐江、无为一带，控制渡口，修筑工事并抢去我收集到的部分船只。就这还不算，国民党故意在报纸上宣传我军由铜陵、繁昌北渡消息，导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增兵，加强了沿江地区和大江上的巡逻与戒备，使我“暗渡”长江计划落空。我军再向铜陵、繁昌前进，势必撞上日伪军加强后的防线，即令我军能够突破日军防线成功渡江，也逃不过李品仙两个师黑洞洞的枪口。此路不通！因此，12月14日，陈毅、刘少奇在致项英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日军已在三支队附近增兵，在沿江的沙洲扫荡。桂军在江北备渡口筑工事，抢夺我收集的一部分船只”。“此种情形如继续发展，实有碍我军之转移。全军向江北转移，据各方考查恐难做到。将来只能一部移江北，大部还须经江南”
第二条线路是东线，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的交通线，沿途曾设过兵站，有一定群众基础，12月初的时候军部1800名非战斗人员曾从这条路到苏南转而渡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