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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欺骗、敲诈、恶棍与财富的集中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
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
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
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
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12月5日，胡佛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