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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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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要和小姚阿姨打个招呼。后来他倒是托我告诉小姚阿姨,他忙完了就回去。我回去以后总是忘记把这话告诉小姚阿姨。所以她现在怀疑,这段时间里,我舅舅在和F做爱,天天云雨不休。那位F穿了一件白底带黑点的衬衫、一条黑裙子,脖子上系着黑绸带,内衣是黑色的。小姚阿姨告诉我说,她从来不穿黑色的内衣,因为觉得太不正经。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总而言之,我舅舅再回到小姚阿姨那里时,头顶已经秃了,皮肤变成了死灰色,完全是个老屁的模样。他要求和小姚阿姨做爱,小姚阿姨也答应了,但是觉得又干、又涩、又难为情,因为“你舅舅那个大秃脑袋像面镜子,就放在我胸口上!” 
  小姚阿姨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在她家里。我说道:不对呀。你说过,我舅舅是个善良的人,和他做爱很快乐,现在怎么变成了又干又涩呢?她就把自己的拳头放在嘴里咬了一口说:我说过的吗?我告诉她时间、地点、上下文,让她无法抵赖。这是我们史学家的基本功。不过,时间地点上下文都可以编出来。她说:不记得了。又说:就算说过,不能改吗?我对后一句话击节赞赏,就说:你别学物理了,来学历史吧。我看你在这方面有天才,我招你当研究生好了。她愣了一下说:你说话可要算话呀。这话使我又发了一阵子愣,它说明女人没有幽默感,就算有一点,也是很有限。其实我并不想招她当研究生,而且今年上面很可能不让我招研究生——我已经出格了。 
  现在该说说我出格的事了。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张传票,让我到出版署去一趟。到了那里,人家把我的史学执照收去打了一个洞,还给我开了三千元的罚单,让我去交钱。因为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还被停止著述三个月,并且要去两星期的学习班。此后每天都要去出版署的地下室,和一帮小说家、诗人、画家坐在一起。有一位穿黑皮茄克的女孩子坐在主席位子上,手里拿了一根黑色的藤棍,说道:大家谈谈吧。新来的先谈。你怎么了?我羞答答地说:我直露。她砰地一声把藤棍抽到卷宗上,喝道:什么错误不能犯,偏要直露!你是干啥的?我说:史学家。她又砰地抽了一下桌子,说道:史学家犯直露错误!新鲜啊。以为我们不查你们吗?我低声下气地检讨了一阵子。等到午餐时间,我和她去吃饭,顺便把给她买的绿宝石项练塞到她包里。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小子,不犯事你是不记得我呀。我当然记得她,她是个真正的虐待狂,动起手来没轻没重。如果求别人有用的话,绝不能求她;但我的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不求不行了。我说:我想考张哲学执照。她说:有事晚上到家里去谈吧。钥匙在老地方带上一瓶人头马。我擦擦脸上的汗水,说道:我去。于是她站了起来,挥了一下藤鞭说:下午我有别的事。谁欺负你了,告诉我啊。 
  我在学习班里,的确很受欺负,但这不意味着我要找督察(就是那位穿黑茄克的女孩,她也是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所以是我的师妹)告状。下午分组讨论时,听到了很多损我的话。有位小说家阴阳怪气地说:我以为犯直露错误是我们的专利哪。还有位诗人说:这位先生开了直露史学的先河,将来一定青史留名。有位画家则说,老兄搞直露史学,怎么不通知兄弟一声?让我也能画几张插图,露上一手。这种话听上一句两句不要紧,听多了脸上出汗。我禁不住要辩解几句:诸位,我写的是我家里的人,是我嫡亲的娘舅。所以虽然犯了直露错误,还有些有情可原的地方。结果是那些人哄堂大笑起来,说道:以前还不知道,原来史学家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呀!这种遭遇使我考哲学执照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众所周知,哲学家很少会出格,就是出了格也是宣传部直接管,不会落到层次如此之低。 
 

                                 未来世界·上篇            第四章       



1

  我到出版署的那个女孩家里去,带去了一瓶人头马。她住在郊区的一所花园公寓里,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每回我到她那里去,她都要带我去看那棵树。那棵树很大,弯弯曲曲的,能供好几个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花园里黑森森的,一棵老树一点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树回到客厅里,她让我陪她玩一会儿,还说:轻松一下。咱们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轻松”时,我是前俄国海军上将波将金,这个官儿着实不小;但她是沙皇叶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单膝下跪去吻她的手,并且带来了一个蛋糕,说是土耳其苏丹的人头。她让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饭。上一回她是武则天;我是谁就不说了,免得辱没了祖宗——总而言之,我奏道:臣阳具伟岸,她就说:拿出来我看看——就这个样子也叫伟岸?搞得我很难堪。这一回她不过是个上世纪的女红卫兵,扎了两条羊角小辫,身穿绿色军装,手舞牛皮武装带,而我穿了一件蓝色中山服,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发痒啊。我则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没改造好——噢!错了,回小将的话,思想没改造好嘛。她说:那就要先触及你的肉体,后触及灵魂。你可有不同意见?我说:小的哪里敢。她说:胡扯。“小的”是什么时候的话,亏你还是史学家。我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红卫兵哪有打人前问被打者意见的?),只好说:就算我罪该万死,你来砸烂狗头好了。然后她就说:去!刷厕所!我去刷洗了厕所、厨房,回来的时候四肢酸痛,遍体鳞伤。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还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伤算在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她往沙发上一躺,说道:和历史学家玩,真过瘾!二十世纪真是浪漫的世纪,不是吗?但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浪漫的。假如让我来选择,我宁愿当波将金。这就是说,我以为十八世纪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导大人争。 
  后来我就是哲学家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学论文,通过了答辩,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凭此学位,就拿到了哲学家的执照,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出版署执照处文史督导,也就是我师妹给我打了招呼,这个速度还不算太快。但假如没有人打这个招呼,我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天才了。我现在有两张照,一张是粉红色的,上面有三个洞。另一张是大红色的,崭新崭新,也没有洞,像处女一样。从皮夹里拿出来一看,感觉真好。但我要时刻记住,我不是武则天,不是叶卡婕琳娜,也不是红卫兵。从本质上说,我和我舅舅是一类的人。虽然我舅舅拿不到执照,我能够拿到执照,但我拿到了执照,也只是为了在上面开洞。用督导大人的话来说,这就叫贱。我和我舅舅一样,有一点天才,因此就贱得很。 
  《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得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作M)。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你可以说我舅舅是数学家、小说家,但不能说他是哲学家;故而不管他所处的社会是不是父权社会,他都是男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过凑巧是男的罢了。 
  说到我舅舅是男的,我就联想到我的哲学论文。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要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故而做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做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就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做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就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罢,让你通过了。从以上叙述可知,哲学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相关学科。女权主义哲学其实是最好的题目,只要你男扮女装到学位委员会面前一站,那些女委员都会眼前一亮。再说,除了花木兰、樊梨花,她们也真盘不出什么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现在女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特别多。我师妹也劝我做女权主义哲学,她说在这方面朋友多。我宁愿忍辱偷生,也不肯扮作女人。虽然我已说过,身为妇女儿童,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是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最管用的护身符,那就是身为低智人。 


2

  我舅舅和F熟了以后,就常到F家里去作客,有时候他是臭老九,有时候他是波将金,有时他是犹太人;F有时是红卫兵,有时是女沙皇,有时是纳粹。在我的故事里,他始终也没有变成老屁,始终保持了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和沉郁的神情。这和历史不符,但我现在是哲学家,另有所本。所谓沉郁的神情,实际是创造力的象征。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说我舅舅到死时还保有创造力,这也与事实不符。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非常短暂。有的人活到了三十岁,有人活到了四十岁。有的人根本就没活过。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实际上,从丧失了创造力到自己觉察到,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位实际死掉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现在还保有创造力,有关这一点,小姚阿姨是这么说的:你有点像你舅舅,就是比他坏得多。而我那位作督察的师妹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一见到就想揍你一顿!众所周知,挨揍不是什么好滋味。她为什么那样的爱揍我是一个谜。她的头发有点自来卷,肤色黝黑,总爱穿黑色的内衣。她还有件夏天穿的绉纱上衣,是白底黑点的,领子上缀了一条黑丝带。说实在的,我就怕执照出毛病,但还是出了毛病。我给我师妹打电话,她说:连哲学照你都给弄上了洞,本事真不小啊!说吧,这一回你想要什么照?我说:这回什么照都不想要。你能不能介绍我到出版署工作?她沉吟了一阵说:师哥,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写什么是都方便。但是出了毛病,就要往脑袋上打洞了。我说:打就打。晚上我到你那里去,要不要再带瓶人头马?这件事告诉我说,所谓创造力,其实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作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 
  我和我舅舅不同的地方是我有点驼背,皮肤苍白,胸前只有一些肋骨,没有肌肉。这是很不体面的,所以我加入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到那里去举哑铃,拉拉力器。练了一天,感觉肌肉酸痛,就再也不去了。夏天我也到海滨去过,在那里的沙滩上晒太阳,不过我又没耐性在沙滩上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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