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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越古镇游人不多，我们行走起来就觉得自由的多。整个古镇静谧而又安详，天色灰暗但是却能显露出一种淡淡的灰白，空气有点冷，但是感觉很舒服，作为一个旅行者，再也没有比遇见这样的气候更使人适应了。
拿起相机，随意的拍下了几张照片，随手一看，空中的雨丝都连成了薄薄的雾霭，恍然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早听人说陶潜的桃花源就是武夷山附近，晋代的桃花源亦不是如今的桃花源，细细看来，今天这雨巷大抵就是与现世截然不同的桃花源。潮湿且清新的巷子里只有两个出口，一前一后。
我是喜欢下雨的，更喜欢幽深的古巷，如果是下雨的古巷，那么更能让我置身于其中而忘记其他，整条雨巷清新而又坦荡，没有任何作旧，没有任何修饰。这一切让我想起了前辈诗人戴望舒先生的千古名篇《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
没有丁香一般的姑娘，但是却有一种让人神怡心醉的氛围，若是提及戴望舒先生的文字，可能过于矫情，然而另一位诗人李商隐还是可以提的，这正如李商隐所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那也是雨巷，不过是秦淮雨巷，是我将要去的地方。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所有的风景必定会出现在清幽僻静之处，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是中国人对于大美的最基本看法，在闽越的雨巷里面，我看见了一个高大的宗祠，里面供奉着殷商时代的名臣比干，一看就知道，这是林姓宗祠。
余秋雨先生曾如是说，中国的古镇是藏龙卧虎的所在，特别是江南的一片水乡。我一直认为林姓的发衍地应该是候官或是更远的地方，然而却没有想到林氏宗祠竟然会在闽北。比干是林姓的始祖，这个历史早已考证，晋室南下导致山东、山西两省的林氏家族分散到江南一代，然而福建林姓的滥觞，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晋安世谱校正序》曾这样说：“林氏出自子姓，殷少师比干谏纣而死，其子坚逃于长林，周武王克商，赐姓林氏，食采博陵，散居于周、鲁、齐、卫。战国时，有相赵者，始居九门。秦并赵，徙齐郡、邹郡，汉定三秦，分邹郡，置济南，遂为济南人；下邳林氏其后也。”这里很显然表明了一点，在先秦时期，林氏家族就已经到达了江苏一带。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补充一点我的题外话，在中国，文化散文始终存在着一种畸形的读者群，这些读者会从作者的文字中企图寻找某些学术上的差错或是学理上的乖讹之处，然后猛然拉起“批判”大旗，对于作者口诛笔伐。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读到文化散文的精义，再艰深的文化散文，它也注定只是纯文学创作，而不是学术论文，更不是圭臬范本。
《晋安世谱校正序》目前通行的是中华书局的版本，香港出版，错漏之处确实偏多。所以对于这种观点，我一直持保留态度，但是另一部权威著作《左传》有如下的记载：
林雍、林不狃、林楚，代仕季氏……林楚之先，皆季氏之良也。
这就很明确了，从整部史书来看，林氏从北往南迁徙大概是在晋室南渡的时候，这种整个民族的移民在徽州附近可谓是数不胜数，东闽西川大概就是被人称为好的避难之所。一旦有了天灾人祸，所有的人都云集在这崇山峻岭之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山水水之中，常常就会产生着让人惊羡的神话。
我早就知道福建的林家是中国近代史的扛鼎拔山之名门望族，可惜一直认为是在侯官，巧合的是，在我还没有去侯官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深深的雨巷中邂逅到了这样一个贵族的宗祠，彷佛是被束缚了千百年的思想在那一刻猛然爆发一般，挣脱了桎梏，获得了思想上的文明和新生。
《大国小城》 第三部分雨巷林家（3）
走进林氏宗祠，我有些惊惶，委实不敢相信这里的文化氛围和思想重压，每一个林氏族人的名字都被镌刻在灰黑的墙壁上，时间久远的都已经出现了黑乎乎的印记，模模糊糊的国画、装饰、略带昏暗的屋顶，灰白的光线斜斜的从天井斜射下来，映射在房屋里的女主人的脸上，清晰或是模糊，总是变得甚是不明朗。
里面卖书，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没有任何的图书经营许可证，几本书摆在桌子上，可看可买，显得无助而又单薄，来武夷去古镇的少，去古镇者未必去宗祠，到宗祠买书者，更是凤毛麟角。
显然女主人不是靠卖书挣钱，那些书有的已经破旧，书里面都是林氏家族的一些事情，写的很详细，学术价值也很高，随后买了几本，也不算贵。在买书的时候忽然看见柜子里面的家谱，是侯官林氏家族送来的，不远千里送家谱，我实在疑惑不解。
“这些家谱是原始版本么？”我问。
“是的。”女主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林氏家族最早迁闽，我们是第一站，至于侯官、福州、泉州都是分支。”
“为什么要综合在一起呢？”我想把那些厚厚的族谱拿出来看个清楚，“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还要汇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姓林。”女主人如是回答。
从古镇出来，雨仍旧在下，我抬头，屋檐的水滴落在我的身上，凉凉的意味从我的身上蔓延到四周。
在那样一条深深的巷子里，走出了如此多的民族精英，比起走出拜伦唐璜的巷子，要高明许多。可惜，知之之人甚少。
重新回到雨巷，巷依旧，雨也依旧。巷子旁的河流潺潺而下，那是武夷山的河流，有漂流，有悬棺，都是千百年前的东西，现在似乎仍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放眼四周，处处翠绿，山如隐士，这也是江南的雨，只是没有乌篷船上的雨点声出名罢了。
回到成都之后，燕南学术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副对子，他说那是一副绝对，所谓绝对，就是千百年来无人可对下联的独联。1542年，明代文学家罗洪先从徽州启程，去九江访友。沿途经过了闽越古镇、婺源，那时正式徽商繁华之际，目睹沿途漕运和淮运的兴盛，诗人一时诗兴勃发，在乌篷船上就随口吟咏出了上联：
一扁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页风篷下九江还有十里
时隔五个世纪之后，我重新经过这片土地，昔日的码头船坞、高堂广院，在我眼里居然都变成了博大深邃的历史风景。那些根植于心的风景，足以使我的思想贯穿始终，那是东方的威尼斯，是中世纪中国的利物浦，更是五百年前儒家文化的牛津剑桥斯坦福。只是可惜威尼斯尚在，利物浦也在，牛津剑桥斯坦福仍执世界学术之牛耳，中国没有贵族，中国的文化底蕴都从一个朝代走来，走向另一个朝代，千白年以来，该被淡忘的终将淡忘，时间冲淡了一切，徽州商人手里的算盘、绍兴师爷碗里的绿茶、红顶富商的豪言壮语，民族英雄的先知先觉，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惘然。
“对联可对么？”那位朋友笑着问我，“不是很好对。”
我的眼前出现了婺源的匈奴后代的聚居地，出现了深邃的李坑，出现了朱熹的坟墓，出现了林家的雨巷——窗外仍然是雨，成都的雨，难道就不是福建之雨么？
雨巷的影子，在我的面前徘徊，落雨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潮湿但又清爽的空气，
携带着一个时代的味道，从四面八方涌来，历史中的雨成为了一种清逸的意象，重复但不冗长，细致但不拖沓，纷纷然的拥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如果你在泥泞的田塍间，或在湫隘的巷陌中，撑着一柄油纸伞一脚高一脚低的踉踉跄跄走去，风又吹得你寒冷，檐溜水滴在小洼里又溅得你衣袴都湿；此时的雨，对于你不过是一瓢苦水，你哪里会觉得有什么精致的滋味蕴蓄于其间呢。
——这是施蛰存在雨中，他认为，雨是令人烦躁的，但却意味深长。
雨带来一丝轻柔的味道，我站在狭长的小巷中，似乎能听到回音样的。这种味道从我的鼻孔里缓缓的下移，直至我的心胸，这样的雨呵，是这样的让我开阔，好似带来了海边的风一般。
——这是梁实秋在雨中，雨在他的笔下变得如神如幻，亦真亦切。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这是周作人所欣赏的雨，雨给他带来了空灵的氛围和惬意的灵感。
“有下联了！”我说。
“什么？”朋友显露出惊讶的神色，“快说。”
“十王侯九败寇八七六五兴亡话说四三卷史书难二分终成一统。”
键盘清脆敲响，指尖宛若流水一般顺畅。
也许，是历史赋予了我雨一般的思绪。
《大国小城》 第四部分一代词宗（1）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中，两种知识分子是处于天平的两端，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官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儒家对于“治国”理念的一种外化；另一种则是带有魏晋狂狷之美的竹林人士，这种知识分子是中国道家精神和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他们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就将某种特定的情绪发泄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这就形成中国的竹林文化。
在这片横跨前年历史的竹林里面，有一个一直在躲闪的身影，他偶然嘻笑露面，偶然深沉示人，他终生不仕，只做到屯田员外郎的小官，但是他却被皇帝亲自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以“奉旨填词”自居的他在死了之后居然让太子亲自送葬，宋仁宗亲笔赐封“白衣卿相”的匾额，这是世界诗歌史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位发迹于竹林“白衣卿相”姓柳，名永，是福建武夷山人。
对于福建来说，所有的地理人文学者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在中世纪都是避塞的区域，也是文化的蛮荒地带。这种误解很荒唐，也很要命，他们完全照办照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刑罚，这个刑罚将大批因文获罪的人尽数押解到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李纲、林则徐都不例外，或许是历史的玩笑，正是因为这种刑罚，才让中国的汉文化遍布全国各地，那些押解人犯的差役也就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把世界文化史上最精华的人才巡游全国。
柳永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福建的犯人。他父亲来到福建三年之后，也就有了柳永。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官方的一个极大冲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的话语永远不能形成真理，在中国，民主往往会嬗变成为粗暴而又野蛮的群众专政，据说柳永的父亲就是因为“言词多僻异，为朝所不容，旋遭逐”的。
在去福建之前，我一直觉得柳永的籍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藐视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在一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一个作者的出生地所包含的文化氛围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和作品风格。就是在武夷山，在一个飘着小雨的时节，在一条仿古道路的尽头，一栋三层楼的灰色的建筑在我面前突兀的显露了出来，屋顶简单，周围游客稀疏，只有一块硕大无比的匾额高高的悬挂在进门的顶上，似乎在嘲笑着来来往往的粗俗野夫与用“造孽钱”的凡夫俗子。
那些人活该被嘲笑，更悲哀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嘲笑，这是一种高明，也是一种无奈。
那匾额上是四个镏金的楷书大字：一代词宗。
说柳永是词宗，这个说法是妥切并且很有价值的，柳永在宋代的地位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词人。从李清照到秦观统统风他为圭臬之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