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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喜欢某个特定的景点大而详细的特点。当一个景物声名鹊起之时，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文化或是人文的内涵。萨特说过，任何一个概念并不能孤立的存在，当一个概念被认同的时候，他的证明过程自然而然也会被认同。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无奈玉龙山（2）
而我却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让这些风景在镜头下面变得客观，一切能够成为风景的物体必须真正的成为风景。而我在玉龙雪山，这片亚寒带常绿阔叶林浩袤的树影却能给我比雪山更贴切的感觉。
在此声明一点，并不是因为我看不到雪山。
所有的行者都蜂拥虎跳峡而来，阳光照射在两座极为壮观的雪山下的绮丽景色让人想起乞力马扎罗或是大乌拉尔的宏伟景像。而这些景象，却正是历史的唯一载体。
当阳光在那座雪山上喷薄而出的时候，一切的角落都被倾洒上了一片错落有致的金色。无可取代的景色已经超然了一切让我听到或是感觉到的林林总总，这一切都是我镜头下的风景，而不是所谓的雪山。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旅游显然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在中世纪时期，旅游只是简单的游历和考察，本身没有任何的商业性质。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旅游最早被称为“游说”，正如《管子》中“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而孔子在当时完全可以充当一个旅行家的角色，但是他的旅行似乎也太辛苦了一点，沿途不但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关注，就连普普通通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这种游说大概只能局限于动荡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孔子之外，苏秦、张仪这些靠嘴巴吃饭的说客也在当时的各国充当这种富有政治性的旅行家。
到了东汉的大统一，游说旅行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带有政治任务的旅行就慢慢的演变成了悠然自得的观赏山水。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里面所说，“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到了后来，宦游，巡游等等旅游渐渐演变成了多种形式。在更多的时候，观光的旅行渐渐和带有政治目的的旅行脱离开来，变成了纯粹的一种考察。而在这个方面，最成功的旅行者非徐霞客莫属。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考察和旅游渐渐出现了一种猎奇的趋势。更多的旅行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在清代末年，无数旅行者开始到海外寻求更多更广的视野空间。这种旅行渐渐变成了一种双向：既有从海外到中国的旅行家——这种旅行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文化掠夺，诸如斯坦因、海默尔生之类的文化强盗；而中国的旅行者，却历尽艰险、跋山涉水，给后人写成了极为珍贵的科学文献。
从那个时候开始，纯粹的旅行开始和科学考察明显分开了。
我所说的如上内容，并非单纯的叙述一些离题万里的枯燥理论，而是为了说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并不实在的时代，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的旅游究竟会走向何处，因为我们没有了自己的目的。
旅行者没有尽头，行者无疆。
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在更多的情况下，旅行变成了一种艰苦的负担，走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到达地。而这个到达地，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
当我抵达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失落，因为面对一座茫茫的雪山，我确实不知道我该去哪，我该做什么。
牦牛坪上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湛蓝的天空流淌着极为明快的云彩，远处的雪山依依稀稀涂满了杂乱的色泽。天高气爽，山远景近。群聚的人和博大的山构成了一组极为鲜明的对比。每个人慌乱的眼神和无措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的一切是如是的索然无味。
我们迷失的不只是旅游的目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连旅游的价值都不知道。事关这一切，我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拜读过重庆师范大学教授何宗文先生的论文，何先生的论文详尽的论述了这个内容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无奈玉龙山（3）
“旅游观赏是高雅文明的精神享受，这种精神需求有深浅不同的三个层次：一是在美感陶醉中获得精神愉悦，二是在广闻博见中得到充实自我的精神满足，三是在移情、寄情中得到释放情感的欲望。这三种精神需求都是在对审美对象的欣赏中得到满足的。欣赏景物形、声、色等形式美，由感官美感到心里激动，就是愉悦性精神需求，这是最普遍和大众化的审美需求。乐于了解和探求审美对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从自然美中体现的人类文明到人文景观涉及的丰富内容，就会满足充实之美的心理需求。在审美中寓情于物，借景抒情，作主体情感的对象化表现，这就是释放性精神需求，是带有发现美和创造美的高级精神满足。”
在这里，我需要纠正的是，中国所有的学者在研究一个社会性质课题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把这种课题进行人为的美化和渲染，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进行的。人类的社会不是一个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社会，相反，在更多方面来看，其他原因更多的会成为问题的主导因素。
在一个纯商业社会里，旅游唯一的目的就是商家所能主导决定的，而并非旅行者的目的所在。任何一次旅行，从路线到食宿再到购物都是被商家的利润所控制。望着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塞入汽车的旅客，我都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
手脚被捆住了的人，根本算不得行者，顶多只是一群高贵的流放囚犯。
和流放囚犯惟一不同的是我们连目的都没有。
英国摄影家里查德布莱克本说过，凡是摄影，最关键的讲求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景观，它肯定是由无数个主体部分和无数个附属部分组建成的。这个观点听起来冠冕堂皇得很，但是这种说法却相当实在。
所有的游客在不经意的之间都和镜头无异。当那些细细碎碎的阳光以及蝉鸣蛙叫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二是诅咒。当他们诅咒这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正在诅咒的环境本身。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和影响，而这个方向性则是一种商业化的产物，而绝非是一种理论上或是学术上的建议。根据这些我们完全可以毫不怀疑的说这种说法是一种恶意的引导。
无论是导游还是那些所谓的推荐景点路线指南，这些内容的始作俑者并不能真正的理解风景的含义，他们把那些景点和游客以及一些附属的东西残忍的割裂开来。比如说泰姬陵，比如说埃菲尔铁塔，甚至于在此时提到的玉龙雪山。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摄影者，都不会去抓拍那浮云白雪。而当这些影像已经成为商业化宣传品的时候，一切内容都脱离了他原本应该有的环境和氛围。所有客观的景物都将会在那些虚幻的影像中沉浸，逐渐陷入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无奈。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纤毫之重（1）
卡尔维诺说过，承担整个历史的东西往往只是纤毫而已，而这种力量却是无穷之重。
当蓝色的苍穹隽永的在我的视野里凸现出来的时候，整个古城被笼罩在一片光和影的世界里面。古老房屋的曲线配合着至上而下的阳光倾泻在棱角分明的四方，明暗的交界之处似乎能够淡化一切空间的距离。此时我正在一座三层楼的顶部俯视着这些看起来十分沧桑的建筑。
沿街可见许多店铺，大抵是满足过往游客物质的需要。地上的石板路干净而又光滑，每一块石板上面都刻有模糊而又古老的文字，富有弹性的皮鞋底在那坚硬的路面上摩擦发出一阵阵柔和的声音。街上弥漫着四面八方的口音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而脚下的流水确实如是的清澈透明。
记得英国著名游记作家古尔邦德曾经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关于旅游，一般是变相的逃避。当一个人对于他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厌倦情绪之后，他将会选择一种自我性的逃离，而这种逃离却是超越现实的一种冲动。
当任何一个行者来到丽江古城的时候，他都会为丽江那神来之境而惊骇。人口密度之大而却有纤尘不染的路面，沿街的店铺如森如林，而毗邻店铺那条淡然的河水却清澈见底，另一个王朝的石碑在那条河水旁默默屹立千年。
束河古镇因束河而得名，而那条流淌已经千年的古河仍旧在诉说着前尘的往事。透明而清澈的湖底。茶马古道的宋元遗风将会随着中原文明的波及而来到这个全然陌生的地域。简单的思绪在古道西风的酒醇茶香里面慢慢升华，光滑的地面在闪烁的阳光之间似乎能映照出来当时的市井繁华。
也许这一切就是我来到的这个城市的期待。中午的阳光流泻在那红色的雕花门楣之上，遥远的雪山在湛蓝的天空下弥漫着喜悦的淡蓝色，整个世界的主色调成了一片漫无边际的蓝。一切都使我的视野竟然变得无限开阔，小桥流水旁的千年古树在天空中团聚着无数的枝蔓，透过那些枝蔓我能够看到无数根诱人的枝条在风中抖动不已。
这个千年古城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是环境问题，面对这一日数万的访客，环境问题自然而然就成了整个古城的难题。古城以及那看似十分繁华的街道在诉说着关于现实的思索。目前全国各地关于环境保护的口号实在是数不胜数，如果在丽江这样真实而又古朴的环境里再把那些呆板的口号强加上来，自己都觉得愚不可及。
我曾经写过一篇桂林环保的文章，当时在红袖添香网站引起一些争议。很多人回复说目前的很多管理者管问题没有管到点子上，仿佛我的文章说到了他们平日关注的话题。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无论是那个文本还是这篇文字，我都是强调一个主要的思想，那就是关于自律和他律的区别。人的自我管理的力度远远大于他人管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自觉性道理，然而等我到了丽江，却发现和我在桂林看到的是截然不同两个影像。
曾经有一个爱尔兰游客不小心往丽江扔了一个白色的塑料食品袋，仅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导致的结果竟然是被当地执法人员罚款五百。如此的惩罚确实让人感到不近人情。但是当地执法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执意认为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无法估量。这里的平均日访问量是两万人左右，一个人扔一个塑料袋子就能把整个古城像维苏威火山抹掉庞贝古城一样从地球上抹去。一个塑料袋子罚款五百，两万人总共才一千万左右。一千万的价值和整座古城的价值相比，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所以说这种处罚政策是在情理之中的。
记得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法律上的处罚必需要理性来解决，感性的冲动与判断是无法解决这种问题的。但是法律的整齐划一与绝对公平又会导致在公正程度下的失衡。自律和他律在丽江成了悖论，而这种悖论又进入了一种非主观因素的圈套。
一个塑料袋子所能承受的价值重量也许在丽江才能体现出来，这是我从丽江回来后得到的第一看法。一个塑料袋子虽然成为了被处罚的因素，但是这个塑料袋子却能够最大限度的显现出最大的价值。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商品的本身价格在背离其使用价值的因素只有是非可抗拒因素。由此看来，这种政府在丽江主导的政策和桂林惟一不同就是一个是伦理决策，一个是经济决策。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纤毫之重（2）
在无限长的假期，我在网上遇到了我的美国朋友、原来驻上海领事馆二等秘书汤姆？霍达（TomHorta）。他坦然的告诉我，他原来在驻里昂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得知在法国任意一条景区路线上抛弃杂物就会被处以三百美金的罚款，折合人民币是两千五百元，是在丽江扔塑料袋子代价的五倍之多。
也许我们在高喊没有自由不公平的时侯往往忽略了我们所犯下错误的本质。人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解释的心理行为将会在功利条件下伴随人的始终，所有的人都会不自觉的强调客观条件并为自己开脱。无论自律和他律，都是一种关于错误的客观认识，而真正避免这种错误，却不能这么做。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博士在丽江考察时如是说，束河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换言之，这种模式将会成为一种被所有世人称道的模式。在很多地方都不可能成为这种模式所试验的地方。在没有商业化没有工业化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