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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情况实在太紧急，来不及背走了。就先把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时候的军民关系好得很，放在群众家里，他们决不会拿走一分钱的。等到敌人撤退了，我们才回来把钱拿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那时候的老百姓和我们完全是一条心啊。我们这儿有个镇叫“黄桥镇”，现在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唱的就是老百姓和新四军间的情谊。1940年10月，爆发了黄桥决战，我们把国民党军队打败了，这一仗为后来建立苏中根据地起了决定作用。（黄桥决战是苏中根据地的奠基战役，当时负责前线指挥的粟裕这样分析：“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编者注）当时由管文蔚和陈丕显负责地方的动员工作。他们组织了很多群众组织啊，什么工抗会，商抗会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商抗会把全镇数十户烧饼店全部动员起来了，日夜开工为战士们准备粮食。我们那会儿都会唱“黄桥烧饼歌”的：“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哎；烧饼要用热火烤哎，新四军要靠百姓帮哎！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嗨呀咦呦嗨嗬嗨，多打胜仗多缴枪！咦呀嗨！”
臧文：
当时天天搬运黄金什么的，挺沉的。每次都要根据库存的数量决定背多少。我从1940年一直干到抗日战争胜利，四五年的时间都在金库工作，大概经过我手的黄金也有好几千两，包括金砖、金块、金条。从来没有想过要拿了揣自己兜里，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即使拿了也没有地方去用。那个时候干部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财政工作做得很好啊，《大公报》的范长江那些大记者都来实地看过的。我记得他来的时候，就在金库里四处走走，随口就问我们金库的同志：“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啊？你是哪里人啊，你认识粟裕司令吗？你跟管主任有什么关系吗？”金库的同志们就都实话实说：“他么是我们的领导啊。”他就这样磨来磨去、转弯抹角地问，实际上就是想弄清楚我们这些管钱管账的同志是不是领导的小姨子，大舅子，什么小姑子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像王真这一批同志，都是自己从学校里跑出来参加革命的，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后来邹韬奋就给我们下了个结论，说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队伍，范长江也说确实是非常纯洁的革命队伍。
守望明天船舱金库（1）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不承认我们这个部队了，停发军饷了。那时中央已经有指示，加强经济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建立银行，发行钞票。我们军部就讨论执行中央的指示，成立了江淮银行，并且发行了钞票。
旁白：1941年，对于新四军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酷的时期。这年，日军和伪军同时加强了对苏中的扫荡和清乡。苏中的伪军从1941年初的三千人剧增到了年底的三万三千人，而日军据点也从十二处增加到了五十四处。代军长陈毅提出了“叫花子打狗还得手拿棍子背靠墙”，刘少奇则解释为：“打日寇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苏中地区不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开始独立发展生产，发行货币。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抗币。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发行钞票的经验啊，那么钞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经过了好多好多次的实验。先找一个小学教师来搞，用稻草实验，可是弄出来的东西都是发黄的，开始的纸张也非常粗糙。后来去购买专门的纸张，但是光有纸没有用，还要有机械设备，就是印钞设备，还要有油墨相配套。那么只好派人到上海去买。我还记得当时印钞厂是吴福海组织搞起来的，他个子很高，长得很魁梧，穿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皮统靴，走起路来咯噔咯噔，挺有气派，我印象很深。他早年在上海指挥过工人运动，对上海很熟悉，朋友很多。所以他去上海不仅是购买机器，同时还去物色人，动员了一些人到解放区来帮忙搞印钞。
旁白：吴福海当时在保卫科工作，他亲自到上海筹办印钞机器、制版器材以及招聘技术人员。印钞厂所需的主要设备及重要原材料都由上海的柳浦庆以“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在上海采购筹办齐全后，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运往根据地。但是由于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广大军民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1942年，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印钞厂终于正式印钞。首批印出的江淮银行钞票是新四军的首张凹印票，它的纸张是正宗的印钞纸，耐磨、挺括，版子是铜版、全部图案以点线组合，精巧而复杂，版纹深，油层厚，凹凸感觉明显，足可与上海印制的法币质量一比高下。
比如说有一个归国华侨叫林天国。他祖籍是福建人，出身很贫困，十四岁就跟着亲属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打工，后来他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搞工人运动时被捕了，他辗转到了上海。后来成了我们印钞厂材料科长，专门跑苏北到上海这条线的采购。
皖南事变以后，刘少奇同志又找了我们家老头（管文蔚，下同。——编者注）
谈话。告诉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千头万绪中，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财经工作，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因为国民党不会给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一粒粮食，而且还整天算计如何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发行钞票、自己收税。其实我们家老头也是“半路出家”的。以前虽然搞过一些税收工作，但对于根据地的财经政策怎么弄，他也感到很茫然。这时候，陈毅给他推荐了一个专家，这个人叫朱毅，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财政经济部的部长，曾经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有着丰富的根据地财政工作经验。这样呢，他们就一起把工作承担起来了，还做得蛮好的。我们家老头（管文蔚）就是说他的工作就是一条：“让所有的战士有饭吃，有衣穿，同敌人打仗之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是相对富足的，我们冬天每人有一套新棉衣，夏天每人发两套细布军装。除此之外，还能自己生产火柴、蜡烛、肥皂等日用品。
我们部队开始时钱不多，后来因为商人交的税要集中，不是哪个地方收了，就哪个地方用，钱渐渐多起来了，而且部队自己能造钞票了，就得有专门存放钞票的地方。
旁白：苏中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征收公粮田赋和工商业税收。1941年，苏中的税收多达一千五百八十七万元。从1942年起，征收公粮采取并征赋征粮的办法，实行累进税制，规定了起征点和免征额。各类税率确定合理，且只须完一次税，商人一般都乐意按章缴税。据1942年统计，全区仅夏收一季就征收了公粮五万三千六百担，代金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元。苏中根据地的税收及征粮总额，历年都居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之首。
钱多了就得让部队保护，而部队又要打仗，只能把钱弄到船上，派专人去船上看守。同时，日本人又经常来扫荡，我们在乡下就待不下去了，就想到船上去。那时具体有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反正铺满了整个船舱。
钞票多了，不可能全部挑啊。但钱也不可能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就送到船上去，我们有海防团，就把钱、粮票，还有贵重的物资都往那里送。当时金库好多人，调谁去船上呢？组织上考虑了很久，因为要选最可靠的人去。当时像我们很多女孩子，都是从上海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浪漫主义的思想，觉得茫茫大海怎么好，都争着要去。可是真正让她到海上去，就不一定安心了。而王真同志纯洁啊，她非常安心。她是一个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当时都叫她大姐。组织上就觉得王真最合适了。
王真老老实实，非常听话，不提意见，叫她到哪儿就到哪儿。越是吃苦越是为党做贡献，越是为抗日做贡献。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品德非常好，她在船上的时间就长了，待了好几年，一直是她管的。船挺大的，那是我们在东台租的一艘大渔船。东台那一带的渔船很多很多，每年到春季打了黄花鱼到上海去卖。我们就把钞票摆到船上去。船是长期租用的，船老大出海也没有任务，也不去打渔，对我们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很可靠的船民。还成立了一个海防团，专门保护这些船。
船有二三十米宽，挺大的，吃喝等所有的生活都在船上。这个船里头有好几个舱，钱放在人住的地方，男同志、女同志都分开舱的。有一个舱是专门盛水的，盛淡水，一个舱就是放点粮食，各种素菜这些东西。船上有一个挺大的平板，就是这个盖在钱上头的平板。
我们当时觉得在茫茫的大海上，能够看到日出日落挺高兴的，都非常羡慕王真能够去船上看钱。后来我们去船上送钱，发现船上的生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到了船上简直受不了。那个浪头那么大，晕头转向，躺下来站不起来，根本站不稳。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连黄水都吐光了，哪还想吃什么东西？船上的船工、船老大笑话我们，他们叫我“兔子”，就是“吐子”。
守望明天船舱金库（2）
王真：
我们一上了船就发现完全受不了。第一个就是晕船，船往这边摇往那边摇，四面地摇起来，人吃不消，就吐，吐得黄水都出来了。而且海潮一来，船就浮起来，晃得更厉害。海浪打在船上，满船都是潮水。钞票是弄好了放在船舱里的，所以不会潮。但是一旦来了大风就糟糕了，呼噜呼噜的，风刮着我们就晕船。只能躺在船上，站不起来。在船上也不想看书了，因为船晃来晃去，头晕得很，心情也很紧张。到船上待了一两年才慢慢适应了，后来不吐了，能吃东西了。钱就放在床底下，放抗战时期王真和女战友。
在我们身底下，睡在上头。每天晚上都睡在金条上头。有一阵子，敌人扫荡特别厉害，只能派海防团的人来保护我们。
我上过船，但是没有管过钱。那个船好大，盖上了板子的话，简直就像个棺材。台风来的时候，船老大就把船上面的板子用钉子钉起来，钉死了，不准人出来。即使你想跑也跑不出来，黑咕隆咚的，只能躺在船里。那个船太大了，上船下船都非常麻烦。因为没有跳板，船身又很高，有时候船搁浅得比较远，就只能弄一根绳子，人沿着绳子爬上船去。下来的时候再一点点地滑下来。所以，王真真是艰苦。常年的时间都在船上，没有淡水，想洗澡就会特别不方便。只能乘着船靠岸的时机，赶紧到岸上的老百姓家里去。赶紧去买点草，烧点淡水，洗洗头洗洗脸洗洗澡，衣裳也能够洗一下，拿到船上去晒干，就是这样生活。渔民和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非常放心的。来了月经，就只能乘着晚上没人的时候，悄悄地拿到船尾边上去，靠着月亮的一点点光线把衣服洗干净，条件确实非常辛苦。
王真：
平时就在船上，和船工们因为天天在一起，也没什么聊的。早上看太阳，晚上数星星，冬天刮大风下大雪，就躲在船上，很枯燥。下雨天就把舱门关起来，我们闷在底下。他们睡觉我睡觉，他们吃饭我吃饭，我们跟着船上的人一起吃饭，在船上，我们没有什么蔬菜吃，基本就是蚌。我从1941年到1944年，在船上待了四年多的时间。船上的船老大、船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船上放的是什么东西。在船上天天就守着那些钱，哪儿也不能去。我们把钞票一包一包地包起来，在地上铺平了，人就睡在钞票上。那时候没有什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