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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岁的李立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显身手，使中国革命在自己领导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来刚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央的《红旗》刊物上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又连续在《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4）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如果周恩来在场，浑身会像过电一样，不过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一门心思既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他说：“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见。
李立三还觉得责任推卸得不够彻底，又第二次发言：“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向忠发在李立三作了长篇发言之后，附和着李立三说：“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这一唱一和，把到会的人都拉到了他们的旗帜之下。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推波助澜地说：“周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以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他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
还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然的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这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周恩来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继续实施他的主张。
向忠发当然要为实施李立三的主张出力。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计划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5）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