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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人对追赃一事最为积极。同时又有各种文献记载在追赃问题上最宽容的李岩、李牟，两人“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人皆称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6页。即使如此，说明他们二人也是分担了一大笔数额的，况且所谓“己物”，肯定不会是自己固有的，或从西安带来的，或是部下在北京追赃多得之物。
追赃一事，从惩贪上看，有正义性，但从一个政权要建立巩固的基础，又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最大失策。大顺政权以刘宗敏为首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明政府的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简单地按职务划分数额，打击面过宽，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在一般情况下，贪官是普遍受到憎恨的，许多文献记载了嘉定伯周奎交出赃银50多万两，太监王之心赃银15万两，大学士陈演4万两这三个例子，分别作为勋戚、内监、百官的代表。因为他们三个在崇祯帝号召助饷时表现极端吝啬，多少带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严刑拷打周奎的人并不是刘宗敏，而是公认用刑宽大仁义的李岩，说明向贪官污吏追赃如做得恰当并不会带来多少不良后果。问题是并非每一个官员都是贪赃数额巨大且积怨很深的，尤其是农民起义军和一般群众之间在看法上不可能都取得共识。大学士魏藻德，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中进士，破格用做阁臣，被关押时，从窗缝中对看押人说：“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甲申核真略》，20页。很想为新朝出力。他被拷打之下，交出一万两银子，按规定数还差九万两，因而拷打至死，又捉住他的儿子追赃，其子表示：其父不死，尚可向其门生故旧借贷，本是实话，结果也被杀死。《明史？魏藻德传》，卷253。有的实在拿不出钱的竟向商人借贷，无银还要借绸缎充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弄到了失控的境地。李自成到刘宗敏处议事，听见被拷掠之人“哀号欲绝”，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为理由，叫刘宗敏适当释放部分人，“释千余人，死者过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8页。然而其政治后果与影响已无法挽回了。
助饷和追赃不仅暴露了大顺政权领导者对管理国家事务的茫然无知，而且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报复和满足他们突然增长的贪欲。建立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组织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培植赋税来源的可靠保证。迄今为止，李自成在北京42天政务活动中找不到一条关于如何组织农业生产的法令，他的重要谋士顾君恩、宋献策、牛金星、李岩等人都很少关心发展生产，可以说这支政治势力的兴起虽有正当理由，其结果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中载有：“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但此为进北京之前，由于到处流动作战，实非其供应之主渠道。
追赃助饷对农民军自身危害也极为严重，最明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军纪，瓦解了军心。大顺军士兵无饷是追赃助饷的原因，入城之后没有发饷，只有资饷于敌，这就很难加以控制。大顺军刚入城时，的确是秋毫无犯秩序井然的。而散居百姓家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搜兵器火药，次责供飱。女子无夫者，强配贼兵，奸淫杀戮，备诸暴酷。赀财既罄，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箠挞之，往往立毙。禁民不许罢市，贼入市，十不偿一，挟仇者妄讦外解钱粮至京未纳，及绅士会卷未清，一经发觉，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担心激起民变，要刘宗敏约束士兵，刘宗敏竟说：“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扰，闭门分剿，不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流寇志》，卷11，183~184页。
崇祯帝因为加赋于民，大小官员乘机聚敛，最后弄到“外无兵，内无民”（大学士蒋德璟语）的绝境。李自成部下追赃助饷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种聚敛，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总数达到7000万两的巨大数字，完全超过了本身需要的程度。明政府比较富庶的万历初年旧饷额数不过496万两白银《春明梦余录》上册，5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崇祯帝加派三饷达2000万两，民不堪命，遂至覆亡。李自成仅在一个北京城中就弄到7000万两银子，据说“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甲申核真略》，34页。，仅银子一项即便减去这个数字，剩下3000多万两，也超过了三饷加派的总数。在这种情况下牛金星担心出现民变就不奇怪了。
大顺军的士兵利用追赃助饷的机会掳掠民财，“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52页。刘宗敏深知士兵无饷，“若不强取，安能办给”，有意不加阻止。这就造成了严重后果，本来明朝政治非常黑暗，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李自成等乘时而动，饥民饥军互相结合，展开了同明朝统治者的殊死战斗，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拥护，有些中下级官吏和士人也投奔了义军。可就在起义达到高潮，胜利进入北京，已经推翻了明朝之时，由于举措失当，反而使人怀念起明朝来了，“于是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定思小纪》，72页。
第三，享乐、思乡。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5）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二：其一，眼前的事作什么；其二，将来如何打算。这二者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按今人的设想，眼前的现实问题，应该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上，再建一个新的政权，接受历史教训，实行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其将来的打算应是巩固这一政权，使之长治久安。进北京和占北京，都应围绕政权做文章。然而，李自成及其麾下却没有如是想，他们进入北京之后，的确也对明朝的统治制度作了变革，在表面上有个焕然一新的气象，可是深层次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全然没有今人的设想，重点在于：其一，眼前忙得较多的是享乐；其二，对将来的打算则是回老家。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它告诉人们：今人不必为古人担忧，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明史？李自成传》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又说另一起义军领袖罗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相比之下，显示出李自成是一个既保持艰苦奋斗之风，又胸怀远大志向的英雄本色。直至攻占西安，大致如此。当时有个本地官僚谋求在李自成手下做官，把著名的美女邓氏献给李自成。邓氏本是明太仆寺官文翔凤的妻子，李自成怒斥这官员无耻行媚，以礼送回邓氏，还杀掉了进献邓氏的那个官员。《甲申朝事小纪》上册，79页。由于李自成的自律和带头，尽管骚扰百姓的事也有，总的来看他的军队纪律较为严明，规定“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因此大顺军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欢迎。这是在艰苦环境中求发展的一种表现。
形势变化后，起义农民军的表现大不如前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一味追求金钱美女，贪图享乐，把军国大事完全抛在脑后。
李自成和他的亲信将领，入宫后即将崇祯帝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各挑选了有姿色者30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将领各得数人。史载为李自成收取宫女有姓氏可查的有杜氏、陈氏、窦氏、张氏等，“而窦氏尤宠，号曰窦妃，张氏者亦嬖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01页。
大顺军的一般军官，“以各戚畹妇女给配”。明朝皇亲勋臣有数百人被杀死或自缢，他们的眷属编成名册，不拘老少，连同子女一起分配给各营队长。据当时留居北京之人记载：“某偶得其少且美者，不胜欣欣，抱之马上，夸示同侣。或遇一丑媪，携扶而行，亦无奈何。”《甲申核真略》，33页。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士兵掳掠奸淫妇女之事就无法阻止。明末文人记载此事甚多，虽然不免有诬蔑夸大之嫌，但可信者亦不能全无。《爝火录》中谓：“先拿娼伎，渐及良家妇女。先拿小唱，渐及良家子弟。”《爝火录》上册，25页。既说明了有个过程，又举出了事实，可信程度更大些。
李自成未等登极，已经安居皇宫，过起皇帝的生活来。李自成入居大内，“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三月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顺政权的要求进宫朝见李自成，从早至晚，足足等了一天失望而归，李自成不过在宫中饮酒而已。关于大顺政权领导人好饮的记载多得很，提到李自成则说：“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宋执礼恭，闻呼则避席而答，余贼杂坐，觥倾酒，手攫食。宗敏时呼大哥，闯贼无如之何”《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9页。
在北京城中，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宅，李过据都督袁佑宅，谷大用据万驸马宅，田见秀据曹都尉宅，李岩据周奎宅。其他如李牟、白丰、郭之纬、贺有威、董学礼、白广恩、白邦政、黑云龙、官抚民、左光先、梁甫、祖泽溥、王琦、熊天成等将，无不“分据甲第，杀其主，有其妻妾”《怀陵流寇始终录》，第17，325页。诸将很快就和住宅的主人一样纵情恣欲起来，“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呼莲子胡同优伶娈童各数十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流寇志》，卷10，163页。
刘宗敏为武将之首，入城后对部下听之任之，他的精力主要用到追赃和劫夺女子上。明朝官员被士兵拥到他的宅院进行追赃，“刘方拥妓欢饮，命士兵回营守之”《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27页。有的人“在刘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甲申纪事》，11页。刘宗敏听到陈圆圆的艳名，多方搜求，知为吴三桂父吴襄所藏匿，就逮捕吴襄，严刑拷打。《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36页。
牛金星比刘宗敏稍微清醒，却也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因此在北京城中忙于准备李自成登极之事。登极之期一延再延，他则几乎天天为此奔忙，成为另一种享受。李自成率兵攻打吴三桂时，他奉命留守，俨然以太平宰相自居，“具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限商人三日开店，弛九门出入之禁”《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0页。
李自成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顾君恩，“往往科头坐吏部堂，举足置案上，乘醉携娈童唱边关调为乐”。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劝止他说：“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放。”顾君恩反唇相讥道：“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6页。
在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中，唯有李岩头脑比较清醒。四月初，李岩上疏陈四事：
一、扫清六宫，请主上退居公廨，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入大内。次议登极之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议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武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当以尧舜之德受极天下，俾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各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招抚各镇，许以侯封各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体。庶几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爝火录》上册，66~67页。
李岩的这份奏疏极为珍贵，除了明遗民关于李自成及其军队在北京活动的记载外，这是罕见的来自大顺军方面的记录。李岩的四条提议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从中可知，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李自成不能“自爱其身”，耽于享乐，迟迟未能登极，恢复正常秩序，致使官民失望；追赃助饷不分廉贪，打击面过宽；对各地明朝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