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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_001-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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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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