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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1个月了，但美国不打算因此就急急忙忙签订越南和平协定。
“如果条件不合适，我们就不准备在大选前解决。”尼克松说，“1968年正当事情有了眉目的时候，某些好心人铸成了大错，他们没有从对方得到适当的协议便贸然停止了轰炸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绝不受大选的影响。”
作为总统的顾问，基辛格最了解其中的含义。尽管尼克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口气很硬，实际上他最希望在11月7日大选日之前能达成一项“过得去”的协议。
1968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身竞选时，曾经许愿在4年之内实现和平，现在只剩下4个星期的时间了。他怎能为此不着急呢？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讲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向越方施加压力，吊吊对方的胃口。
就基辛格来说，他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刚刚收到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给他打来的一份电报，答应要在下次会晤时作出“很大努力来结束战争”。基辛格认为现在解决越南问题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他说：“目前的形势是：苏联濒于饥荒；中国实在担心苏联可能在边境动手；保守派的美国总统对连任满怀信心，因而可以从容接受一项解决办法。这真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啊！”
有人批评基辛格是在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一项破产的政策服务”，而基辛格却不以为然。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认为这个政策破产了。这是个公众道德问题。”
“实际上，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一个悲剧是，对这些问题在道德上的错综复杂性，我们已经丧失了理解能力。”基辛格说，“要对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5万将士的母亲说，打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何况我们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反而要把我们的对手扶上台。这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我们当初正是要竭力阻止他们得胜啊！”
基辛格继续说：“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给南越人一个机会；然而，我们没有义务永远呆在那里，永远支撑他们兔遭倾覆，因为要是那样做，我们就永远陷进去了。但是，我们要是一会儿说‘我们是你们的盟友’，一会儿又说‘我们现在要把你们丢给狼吃了’，那也是不行的。”
“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对法国作了什么贡献呢？”基辛格说，“他愿意撤出阿尔及利亚，但要做得好像这是法国主动采取的一项政策，以便保全法国的一点面子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功绩，而不是说阿尔及利亚必然会是这个结局。”
“我们要撤，那是没有问题的。”基辛格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让我们撤。他们要我们现在还呆在那里，不让我们走。”
“也许我们在越南实现的和平，会使对我们有意见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其他人也不至于觉得有失体面。但这我们还没有做到，要是做到了，我们就能使大家的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使人们相信领导美国的不是罪犯，也不是傻瓜，而是严肃认真的人。”基辛格说，“当前的这场大辩论，同四五十年代的那几次不同。那时大家都认为大方向是一致的。例如，不管对杜勒斯多么不满，但大家并不真正认为他违反了我们的道德准则。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我们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拿。而现在呢，在我们所陷进的这场战争中，取胜毫无意义，失败则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干，别人也得干，总之非这样干不可。”
基辛格最后对记者们说：“不管结局如何，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总不免大触霉头。我们现在只盼摆脱这场战争时能保住一点面子。但愿我们能通过主动采取的一项政策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溜之大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讨论过程中使全国恢复一定的团结。”
基辛格之所以对记者作这样长时间的谈话，主要是动员社会舆论来为他的和谈服务。虽然美国广大人民反对继续在越南进行侵略战争，但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存有不少阻力的。
记者招待会举行过之后，第二天，10月9日上午，基辛格就飞往巴黎同黎德寿继续举行会谈。这是基辛格为谋求达成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而作的第19次横渡大西洋之行。在头几个小时的谈判会上，双方重申了各自的立场。黎德寿对阮文绍政权进行了攻击，重申民族解放阵线9月11日的建议，要求战争在军事解决之前必须先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美国是一贯拒绝这种主张的。看来，黎德寿是在试探虚实，基辛格则不为所动，双方坚持不下。黎德寿对下一步如何走，有点犹豫，遂建议休会两个小时。
在休会期间，基辛格一面在朗布依埃寻幽访古，一边在盘算黎德寿为何要求休会。当回到谈判会场时，这个谜解开了。原来，黎德寿向基辛格提出一项“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9点决议之前，需要向河内最后请示一下。基辛格认为，越方的这个建议是“重大突破”。河内破天荒第一次表示了愿意把战争的军事方面同政治方面分开来谈，从而接受了基辛格的“双轨”办法，即军事方面的问题由美国和北越解决，先宣布停火，接着撤退美军和归还美国战俘；随后，由南越的敌对各方设法达成政治解决。
黎德寿的建议是以协定草案的形式用英文写的，这“9点建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美国尊重1954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协定签字后24小时内”在越南南方实行停火，美国“在60天之内”把全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走。
三、“在撤走美国军队的同时”——也就是说在60天内——释放各方“被俘和被监禁的全部人员”。
四、“成立一个包括3种同等成分的取名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政权机构以便督促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履行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并组织普选。”
七、各方保证“尊重老挝和柬埔黍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方还保证“不使用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八、美国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印度支那的战后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将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关系。
九、这项协定从签订时起生效。
基辛格反复研究了这个草案，没有看出有什么破绽，只是发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停火只限于南越而不包括柬埔寨和老挝。第二，在立即成立一个“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停火的问题上，草案写得含糊不清。基辛格认为，必须成立一支人员足够的国际部队，以便在停火后立即用来防止双方在停战后的初期不稳定阶段大肆抢占地盘。不过，基辛格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总的来说，河内已经作了重大让步，为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和归还美国战俘（也许在圣诞节前）打开了大门。
基辛格当即请示白宫，并被授权抓紧时间，与北越代表继续谈判。第二天，10月9日，双方谈了16个小时。10月10日又谈了16个小时。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气氛中，分歧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和黎德寿实际已初步商妥了具体步骤的时间表：1972年10月18日，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布雷；10月19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河内草签协定文本。在此之前，基辛格将去西贡争取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10月26日，两国外交部长——罗杰斯代表美国，阮维帧代表北越——在巴黎正式签署协定；10月27日，南越全境实行就地停火。
这时，谈判以及制订具体步骤的时间表，进展之快，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管怎么样，眼看就要同北越达成协议了，基辛格显然有点得意忘形起来，他竟然对西贡出席巴黎和谈的代表封锁起消息来了。他只向西贡代表泛泛地介绍了谈判的进程，而有意隐瞒了双方已经交换协定草案并商定了具体步骤时间表这个关键性的情况。基辛格一心以为自己有办法对付西贡——堂堂大教授还对付不了一个调皮学生？基辛格已经辛辛苦苦地同北越人谈了3年多了，眼看离总统选举只剩4周的时间，这时他一心只盼拍板成交，“大功告成”。
10月11日，双方又就协议草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而就在这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法国外交代表机构被炸毁，法国大使皮埃尔·苏西尼负重伤致死。国际舆论哗然。法国提出了抗议；美国反战群众斥责尼克松用炸弹进行谈判。人们担心，巴黎会谈也可能因为这一炸而破裂。黎德寿私下对基辛格表示了不满，基辛格赶快给白宫和五角大楼打电报，争取到了暂停对北越首都的轰炸。他们俩人总算渡过了这一危险关头，仍按原定计划搞外交文件。双方都抱有希望，高潮即将到来，停火确实已在眼前了。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基辛格同黎德寿趁着手下的人逐字逐句核定协定草案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的谈话”。他们谈到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基辛格对北越的英勇不屈的精神称赞了一番，并保证美国将帮助河内医治战争创伤。他甚至还热情赞扬了黎德寿的坚韧性以及在同意“双轨”谈判方式时所表现 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两位外交家互相保证维护他们商定的各项原则，决不让任何“未定因素”阻碍实现停火，阻碍越南人民日后的和解及重建疮疾满目的家园。
10月12日，基辛格飞回华盛顿，当面向尼克松汇报，他的工作受到了总统的赞扬。
10月17日返回巴黎，就一些未了问题，继续与河内代表进行商谈。这次随从基辛格来巴黎的，有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他是美国国务院在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高级专家；另一位是国务院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基辛格对协定草案进行逐章、逐条、逐句、逐字地进行审议。关于第八条释放南方政治犯问题，春水坚持要全部释放，但遭到美方的反对。基辛格就此指出，必须取得阮文绍的同意，谈判才能圆满结束。如果春水一定要得到最大好处，到头来只会遭到阮文绍最大限度的抵制，整个协定就会有落空的危险。然而，春水毫不让步，他指出，河内极其重视迅速释放全部政治犯的问题。显然，这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一项重要要求。
这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是在一个时限下进行的。基辛格已告诉春水，他当晚要动身去西贡，就签订协议问题进一步征求阮文绍他们的意见。欲知基辛格在西贡的活动情况及阮文绍对协议的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章 阮文绍作梗
和谈激怒阮文绍，暴跳如雷瞎吵吵；
痴心妄想保总统，从中作梗罪难逃。
为了求得越南停战协定尽快签字，基辛格可谓是“马不停蹄”，地进行活动。1972年10月18日晚上抵达西贡新山一机场。他打算在南越只呆两天。他自以为满有把握说服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结果却是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麻烦。阮文绍集团处处作梗，死乞白赖地阻挠协定签字。
基辛格为了向这位忧心忡忡的南越总统兜售自己的主张，纠集了一大批人来帮腔。这批人中有：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陆军参谋长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他曾任驻越美军司令，一向大力主张推行“越南化”计划）、新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诺埃尔·盖洛海军上将（刚从夏威夷飞来）、接替艾布拉姆斯在南越遗缺的弗雷德里克·韦安德将军，以及美驻韩国大使菲利普·哈比卜，此人1965年至1967年在西贡任职，后担任出席巴黎和谈的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
基辛格在冯克宽街38号邦克的官邪设立自己的指挥所。那是西贡的一条林荫道，然而到处是铁丝网、沙袋和美国宪兵。这个高级美国代表团抵达西贡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而此时此刻的北越首都却出现了一派节日气氛。据几天前抵达河内的美国《新闻周刊》高级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说，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游行，敲锣打鼓地祝贺打下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第四千架美国飞机”的高射炮手们。
10月18日这天上午10点，德博什格拉夫前往总理府，同范文同总理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内容广泛的谈话。谈话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范文同说：“谈判现在处在极重要的阶段我们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而不是为了达到暂时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允许也一定反对那样做。但是，我们决不会说不合时宜的话来损害在目前达成一种愉快的结局。”
这时，范文同显然是为了提高河内的谈判地位，撇开了黎德寿和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