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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中共有28个问题，定名为《国安研一号备忘录》（即第一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叫基辛格分发有关部门。
尼克松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由基辛格拟就并经尼克松审批发给代表团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军队“共同撤出”南越。当时负责东南立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看到这一电文后叫嚷说：“这一下非把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垮不可！”原来，在名义上，美国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赞助下到越南去作战的。基辛格干脆把国务院的抗议置之不理，这是他多次故意冷落国务院的第一回。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3月4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大家知道，巴黎和谈能开得成，苏联是帮了忙的。我还可以说，根据国务卿和我同苏联大使谈话的情况，我现在相信，苏联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也担心越南战争扩大化他们认识到，如果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接着他就谈到了关键问题。他说：“我相信，苏联是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恰当地帮助结束战争的。至于它可以做些什么，那只有它自己才能回答，而且也许只能私下回答而不能公开回答。”
在这一复杂的情势中，基辛格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计划，是切断河内外部的物资供应来源。他们认为：“由于莫斯科向越南提供了大份额的战争物资，因此改变河内谈判立场的恰当方法，便是宣称美国与苏联问缓和的存在。”这一进程始于1969年2月，通过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试探，开通了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磋商的“幕后途径”。由于多勃雷宁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不久就在华盛顿工作，因此，他是外交使团的团长。
尼克松政府一开始工作，多勃雷宁就充当了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的使者。他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不想让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妨碍继续进行战略武器对话。基辛格认为，作为谨慎的使者，这位苏联大使看来是位最佳人选。在明确谈判的主要地点设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莫斯科，或某个中立地点后，白宫就能够更直接地控制谈判的内容。这一点对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因此可能比国务院官员更多地接近总统。不过，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数甚少，它不能与苏联进行一个全面的和长远的对话。就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鼎盛时期，其人数也不到的人，而且只有5人是从事美苏关系和核武器控制研究的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三步更为重要。正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决定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撤出越南的计划。尼克松叫基辛格向他的最高幕僚们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5种方案。这些方案从极端鹰派的立场到比较鸽派的立场都有。
基辛格对5种方案逐一作了说明：
第一，总统可以决定全力争取“军事胜利”。这意味着，依靠猛烈轰炸和封锁北越港口以摧毁北越，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发出不许干涉的强硬警告。
第二，总统可以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限制在南越，集中力量击败那里的共产党的抵抗。这个方案仍然包括空袭从北越通过老挝进到南越的渗入路线。
第三，总统可以把美军逐步撤出南越，同时逐步加强西贡政权，让南越军队把局面顶下来。
第四，总统可以加速撤退美军，大力依靠南越当局扩军，并迫使西贡朝着在巴黎取得政治妥协的方向前进。
第五，总统可以下令立即停止美军在越南的作战任务，并推动在巴黎迅速达成交易，那就等于向河内的基本要求投降。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对以上5种方案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最后一个方案，即美国马上撤军，被当场否定了。第一个方案，即增加美国的卷入程度，也被否定了。总统的幕僚中没有一个要求军事上的胜利的，但也不要政治上的失败。第二个方案，即原封不动地继续在南越陷下去，也放弃了。国防部长莱尔德加强了尼克松的这个信念：除非美国的伤亡人数和开支有显著的下降，否则就无法再要求美国人民支持这样一场不得人心又无法取胜的战争，这就只剩下第三和第四方案了。而这两个方案的区别主要是程度上的。莱尔德主张美国较快撤军。同时大力装备和训练南越人自己去打仗。国务卿罗杰斯总的说来同意国防部长莱尔德的意见，但主张强调巴黎和谈。他觉得搞越南化太靠不住，又太费时间，谈判才是迅速摆脱绝境的一种更有利的赌法。
基辛格同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大体上相同。在他看来，外交途径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也赞成美国撤军，但由于他对西贡的军事能力没有什么信心，而且十分怀疑西贡政治上的稳定性，因此他认为“越南化”是不现实的。基辛格说：“我把它看成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谈判的工具。我从来不认为它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和支持。3月27日，长期以来批评越南战争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应邀到白宫去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一次关于美国和世界和平的私下讨论。这位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对总统说，总统如果“马上”结束越南战争，就将成为民族英雄——“正像戴高乐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后那样”。宫布赖特后来回忆道：“我谈完离开时，相信总统和基辛格博士都同意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基辛格送这位参议员到门口，向他保证：“新政府不会遵循约翰逊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富布赖特后来说：“我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战争即将按总统的计划而宣告结束。”
到了1969年5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总统定于5月中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到时他将初次公开阐明他和基辛格认为可以作为解决这场战争的谈判基础的那些原则。基辛格起草了演说的头几稿。这个演说定于5月14日晚上10时进行。在总统讲话之前1小时，基辛格把多勃雷宁请到白宫办公室来。他把演说的一份预发稿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强调指出它所包含的新的契机，然后提请他注意下面几句关键的话：
“要是把态度灵活误以为是软弱无能，把通情达理看成是没有决心，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还必须十分坦率他说明白，要是这种无谓的痛苦继续下去，势将影响其他方面的决定。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基辛格把这几句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话：如果俄国人“不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美国就要“使战争升级”。多勃雷宁答应把基辛格的口信转达克里姆林宫。但是，尼克松在演说里排除了“用纯军事方式来解决”战争。他也拒绝反战群众要他抛弃阮文绍总统、接受在南越搞联合政府的意见。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前，基辛格对新闻记者们说：“我们懂得体面的解决和变相的失败之间的区别。”
尼克松在演说中列举了美国政策的“7条指导原则”，即：所谓“美国不谋求在越南建立基地；美国不谋求缔结军事联盟；如果南越人民愿意中立，美国也可以接受；南越的所有政治成分，只要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或恐吓手段，都应当能够享有充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美国愿意接受由于人民的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南越政府；美国不强加任何政府给南越，我们也决不参与这种胁迫行为；美国不反对重新统一，如果那是人民所作的选择”。
接着，尼克松提出了解决这场战争的军事问题的8项建议。有人说，这些建议酷似1968年的洛克菲勒的计划，那个计划也是由基辛格草拟的。尼克松总统的8项建议是：
——所有非南越军队开始撤出。
——上述军队须在12个月内大部撤出南越，剩下的也要撤离战斗，开往指定的驻地。
——随着北越部队全部撤离，所有外国的非共产党部队也将撤出。
——成立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监督机构，对撤军工作进行核查。
——然后由监督机构帮助安排各地停火。
——监督机构还将帮助“根据协议的程序”举行选举。
——安排早日释放全部战俘。
——最后，协议各方同意遵守1954年和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
过了几个星期，美国又采取了第二个“重大步骤”。经过几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早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南越撤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决定，它将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但将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西贡阮文绍政权的强烈反对。第一批撤出的人数将是25000人。基辛格和尼克松相信，只要精心布置，第一批撤军的公告可以成为向河内发出的带决定意义的信号，表明华盛顿退出印度支那的决心。
美方决定在6月8日，即尼克松总统5月14日演说后3星期多一点，发表这个公告，以便于“河内有时间对它进行消化”。基辛格对其美国的“盟友”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背弃西贡政权。过去他经常埋怨美国在越南有“太上皇”的倾向，并且谴责1963年美国怂恿政变分子杀害吴庭艳总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错误”。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曾对哈里曼吐露说，在他看来，约翰逊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听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在1968年11月初公开责备阮文绍不肯到巴黎去跟民族解放战线进行谈判。基辛格对哈里曼说：“不应该那样对待盟友嘛。”尼克松之所以决定前往中途岛与阮文绍会晤，以宣布美国第一批撤军，正是为了要表现双方“团结一致”。此举不仅是照顾这位西贡总统的威信，也是要借他的出场来安定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的心，说明南越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至于阮文绍的公开“表示同意”，谁都知道，那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基辛格相信，从50多万人的大军中撤出25000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实力产并无影响，然而却可显示美国谋求解决的“诚意”。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只要尼克松总统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他说：“我们现已到了应当开始认真谈判的阶段了。”这时越南再次传来令基辛格他们感兴趣的情报。什么“全国各战场都沉寂下来了；北越继先前在春天从南越撤出部队之后，又从南越陆续撤出了一些部队；在南方，共产党军队正分散成游击队式的小分队，美军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基辛格又在捉摸：“这莫非是对方回答的信号？”
基辛格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越南问题早日解决，美国军队尽快从越南脱身。由于他和学术界素有密切联系，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觉到当时横扫全国大学校园的汹涌澎湃的反战情绪。就在基辛格动身去中途岛之前，他就亲自尝到了这个反战运动势不可当的威力。一天，他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去接受名誉学位，结果受到了一场公开侮辱。全校900名应届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反对他。基辛格意识到，在这些学生眼里，他已不再是学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在进行一场“无理性”、“不道德”战争的政府的象征了。大学生对他怀有敌意，使他痛苦万分。他痛下决心要恢复政府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他相信，只有通过谈判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才能防止学生的反战思想有朝一日爆发成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或者发展成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大规模同社会对立的情绪。
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的联系，向这位北越领导人发一封密信，建议举行认真的谈判。如有可能，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在巴黎开始秘密接触。美国总统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这纣信，是由法国一个名叫让·圣特尼的法国银行家传递的。信的日期是7月15日。尼克松在信里承认，要经过4年战争的鸿沟进行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答应：“美国准备立即不抱成见地，同心协力，把和平的幸福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他重复了他那众所周知的警句说：“等待绝无好处。拖延时间只能加剧危险，加深苦难。”
让·圣特尼把尼克松的信交给了北越参加巴黎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春水。不到一星期，河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