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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定下这样的目标：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地方，使和平成为受人欢迎的东西；在那些和平不牢固的地方，使和平牢固起来；在那些和平只是暂时存在的地方，使和平成为永久的东西。”尼克松指出，“我们想要赢得和平，并不是对任何其他国家人民的胜利，而是一种有‘妙手回春’之妙用的和平，一种给那些苦难的人民带来同情的和平，一种对那些反对过我们的人表示谅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所有各国的人民都有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和平。”尼克松还说，“我们经历了美国精神的漫漫长夜。但是，当我们瞅见朦胧初露的曙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诅咒尚未完全消失的黑暗。让我们促进光明的到来。”
尼克松为了争取人心，虽然口口声声讲和平，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他在进入白宫初期，战争仍在升级，而且有些命令就是这位新总统下达的。
1969年3月18日，美军开始出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柬埔寨。这是尼克松总统进入白宫后下达的第一道扩大战争的命令。
1969年5月8日，尼克松总统到了佛罗里达州南端比斯坎岛上的“南部白宫”。在这个海岛上，尼克松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起，研究了出席巴黎会谈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主剑当天在巴黎提出的“十点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的军队，不提出任何条件；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部队问题由越南各个方面自己解决；越南南方人民通过普选成立联合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建议中提到的外国军队，指的是南朝鲜、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当时，这些国家在美国的指挥棒下，也和美国军队一起，出兵参加了侵略越南南方的行动。
1969年5月14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建议”提出了自己的对案，即所谓“八点方案”。这个对案的核心，是“一切非南越”的部队撤出南越，就是要把北方的军队同美国等外国军队等同起来，从越南南方“共同撤退”。
1969年5月31日，侵越美军司令部宣布：自从1961年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美军官兵死亡已达35000多人，损失飞机5400架。这个数字说明：尼克松政府上任4个多月，侵越美军又有4000多人丧命，平均每月大约被打死1000多人。
1969年6月8日，尼克松总统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军25000人，当时，巴黎和谈并无进展。这将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从越南的第一次撤军。
1969年6月19日，尼克松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前一天，6月18日，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著文，提出1970年年底以前撤出美国在越南的全部地面部队，1969年年底以前先撤出10万人。尼克松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本人“已经开始向撤军的方向前进”，并且希望能够超过克利福德提出的时间表。
尼克松比约翰逊聪明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从越南撤军，无论从长远和眼前看，都是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最高利益的。尼克松说：“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民主国家没有打持久战的良好条件。一个民主国家在它的士气由于敌人的进攻而激发起来以后，在它增加军火生产以后，会打得很好。”尼克松说，“一个民主国家只有在舆论支持战争时，才能打得好。可是舆论不会继续支持一场拖延不决而没有明显进展迹象的战争。当战争是在远隔重洋的地方进行时，更是如此。2500年前，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写道：‘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胜利正是美国人民没有得到的东西。”
尼克松说：“我们美国人是愿意自己干的人民。在那个时期，我们却不懂得：我们不能替南越人打赢这场战争；归根结蒂，南越人还得由自己来打赢战争。美国鲁莽地进入越南，试图按我们的方法打这场战争，而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使命本应是帮助南越人民加强军队，使他们能在战争中取胜。”
“我在任总统以前，同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交谈时，”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明确地指出当时美国对南越政策的弱点：‘在你们设法帮助另一个国家捍卫其自由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帮助他们打仗，而不是替他们打仗。’这正是我们在越南所犯的错误。正像南越副总统阮高其后来所说的：‘你们夺走了我们的战争。’”
尼克松接着写道：“我在1969年上任的时候，美国对越南的战略显然需要做根本的修改。我的政府决心制定一种能结束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卷入并能使南越胜利的战略。”
当时尼克松制定的“战略目标”是：
——改变从1965年至1968年期间战争“美国化”的状况，集中力量实现“越南化”。
——优先开展绥靖活动，以使南越人更能扩大对农村地区的控制。
——摧毁敌人在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
——用一种不会使南越垮台的方式，从越南撤出50万美军。
——谈判停火协议和一项和平条约。
——表明如果河内违反和平协议，我们愿意并决心支持我们的盟国；向南越保证，它将继续得到我们的军事援助，就像河内从它的盟国苏联以及从中国得到的军事援助那样。
1969年7月25日，也就是在尼克松进入白宫半年之后，他以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访问越南的途中，在关岛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阐明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尼克松主义”。所谓“尼克松主义”就是尼克松出任总统后，面临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美国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对美国全球战略作的一次重大的调整。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关岛声明，提出美国收缩战线、越南战争越南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
1970年2月，尼克松发表对外政策报告，把新亚洲政策推广于全世界，并提出对外政策三项原则——“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即在实力地位的基础上同苏联谈判，在对盟国的政策上从发号施令转到更多的强调伙伴关系。同时，对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和逐步升级战略，改为现实威慑战略，放弃“两个半战争”的理论而改为“一个半战争”，在保持充足的核力量和相对的核优势的前提下提高常规力量，减少亚洲驻军，加强欧洲兵力。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提出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宣布“变化不定的多边外交活动新时代”的开始，企图在美国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施展均势外交，加强自身地位。尼克松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结束了对越战争，打开了同中国的关系，对苏关系从“冷战时期”进入“缓和时期”。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由进攻型转入防守型，其实质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争取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便稳定国内，集中力量保障战略重点，加紧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争夺。
尼克松所说的“越南化”的重要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使南越军队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战斗力量，它要能够顶住共产党人——既顶住游击队，又顶住当时正在进行常规战的北方主力部队。”他说：“在大力强调越南化和绥靖以后，首要的军事任务就是袭击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1969年3月，北越对我们在南越的军队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对此作出反应，我下令轰炸柬埔寨境内的敌人占领的基地区。当时没有公开宣布这种轰炸，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公开宣布，西哈努克就不得不反对轰炸。”
“4月初，越南共产党部队开始发动攻势，稳步扩大基地区。直到4月底，他们势将把整个柬埔寨东部地区变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出击金边和南越的一个广大基地区。”尼克松说，“在整个4月份，我们表现了克制态度，而越南共产党部队却在柬埔寨到处横行。我们给柬埔寨的全部军事援助（意指给“自由高棉”山玉成的叛军）就是暗中提供的3000支步枪。越南共产党没有表现同样的克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控制束埔寨。最后，在4月30日，我宣布，我们决定对共产党的攻势进行反击，袭击同越南接壤的、由北越人占领的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区。”
这一次，不仅美国空军对“鹦鹉嘴”地区狂轰滥炸，而且美国陆军侵入柬埔寨境内21英里，屠杀了大批柬埔寨和平居民。尼克松说，由于“美国陆军和越南共和国陆军采取联合行动，缴获了北越的大批装备——1500万发弹药（1整年的补给），1400万磅大米（4个月的给养），23000件武器（足够装备北越军队74个满员的营）。还有许多其他物资。”
尼克松对这次进攻听取得的战果非常满意。他说：“由于这次行动以及第二年南越部队在老挝发动的‘蓝山行动’，河内未能积存足够的补给品对南越发动全面进攻，直到两年以后即1971年才发动。这就赢得了完成‘越南化’任务的宝贵时间。”
就在尼克松大力推行其所谓“越南化”的同时，1969年8月4日，又派基辛格博士在巴黎开始同越方代表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谈。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章 物色谈判专家
哈佛教授进白宫，神妙智囊受重用；
越南问题为急务，走马上任拉战弓。
美越双方打了多年的仗，积怨很深。因此，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越美会谈并非是件轻松的差事。新任总统所以选中基辛格，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勿宁说是出于对他的能力的了解。
基辛格之所以被委此重任，并日后走红，成了全世界引人注目的传奇人物一一“尼克松的秘密使者”，是由于1968年的总统选举所造成的。
尼克松竞选胜利，基辛格跟着出山。基辛格虽曾反对过尼克松，但眼见白宫礼聘，感到机会难得。早从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他就一直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之间走动，在政权外围充当一名谋士，提出一些有关外交政策的见解。新当选的总统要把他请到政权核心里来了。尼克松要找一位外交政策专家，为他出谋献策。基辛格从抱怀疑态度的东部权势集团前来投奔尼克松，别人认为是背叛行为，但尼克松却因此越发相信他选对了人。
从1969年1月以前亨利·基辛格的生涯中，人们不会想到他会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
1923年5月27日，亨利出生于德国菲尔特一个犹太教师的家庭。在纳粹上台的动荡年代中，亨利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头一项行动，就是解雇公立学校中的犹太教师，亨利的父亲路易只得在一家犹太职业学校中任职。3年以后这项工作也丢了。因生活所迫，基辛格全家于1938年8月逃离德国，先是去伦敦，但不久就定居在纽约市。9月，亨利在那儿进入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直到1943年2月应征加入美国陆军。
战争结束后，1947年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学习。
1950年，27岁的基辛格与安妮·弗莱谢尔结婚，他们住在校外。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1955年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聘请基辛格作为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这一小组负责考察国务卿杜勒斯1954年倡导的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含义。华盛顿就一点小事情便指望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对外交政策精英集团是一大震动。因此，对外关系协会请曾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戈登·迪安领导一个专门小组，研究核武器的“正当使用问题”。在此工作期间，亨利·基辛格刻苦钻研，完成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撰写工作。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成功，使基辛格的事业发达起来。他回到哈佛出任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还成为《外交》季刊最经常的学术撰槁人。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基辛格遇见了另一位伯乐，这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1956年春，纳尔逊·洛克菲勒请基辛格协调一项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的专题研究计划。纳尔逊196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构成了前者竞选的基础。这样，基辛格便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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