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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美国飞机更疯狂地狂轰滥炸，企图炸出一条血路，好让“王牌军”逃命。炸弹掀起的土把解放军战士盖住了，赖文宁在气浪中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又昏了过去。这时，被围困的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枪弹、炮弹像雨点一般嗖嗖地向赖文宁四周飞来。赖文宁在昏迷中微微睁开眼，爬起身，根本不看疯狂打转的美国飞机，拿起枪，使尽全力扣动扳机，5个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了。赖文宁一直把子弹打光，炸弹气浪再次把他震昏过去。待赖文宁醒来，他已被转送到后方医院了。他一睁眼就问：“七营吃掉了没有？”满意的回答使他微笑了。
赖文宁是一个由农民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典型。他的决战决胜、英勇顽强的精神，也是全体解放军战士所共有的。从赖文宁身上，可以看到越南南方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看到南方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精神。
由于侵越战争节节失利和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压力，约翰逊政府随即进入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时期。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章 边打边谈
深陷泥潭难脱身，战场噩耗更揪心；
愈战愈险难取胜，边战边谈候“佳音”。
由于侵越战争节节失利和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反战运动的压力，约翰逊总统又玩出新的把戏，正像他的谋士们所建议的那样，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这样，越战随即进入边打边谈的时期。
1963年11月，当林登·约翰逊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吴庭艳已经死了3个星期，一个军政府正控制着西贡。这个政府尽管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只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傀儡而已。当约翰逊一下子被抬到总统的位子时，他并没有把越南问题看作是一个中心问题。他作了一个短期决定，而由此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正如杰克·肯尼迪所想的那样，一旦卷入就难以自拔了。
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麦克乔治·邦迪本人刚刚从檀香山回到华盛顿。在檀香山，邦迪作为总统班底的头头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由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率领的国务院驻西贡的全体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的目的是评估印支问题，为1965年的财政拨款要求作准备。
然而，自北部湾事件之后，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狂轰滥炸的“滚雷行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的12月。
在过去的5个月中，每个月出动的轰炸机都在3000架次以上。政府还在继续为1966年的部署制定计划，编制全面的预算要求。林登·约翰逊还专门就这些问题在他的牧场里召见了麦克纳马拉、麦克·邦迪和其他人。在越南问题上，需要增加的预算开支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甚至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麦克·邦迪很快就认识到，最终的数目要比在约翰逊牧场里所商定的还要庞大得多。
麦克纳马拉似乎已没有当初那么无比乐观了。麦克·邦迪在7月时还站在支持出兵的那伙人的一边，当时也意识到威斯特摩兰的出兵欲望在膨胀。麦克·邦迪和麦克纳马拉一道在11月间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他们有一种印象：“您在内心里反对暂停轰炸。”然后，他们指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不进行仔细研究不能轻易做出决定。
同年7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建议，一旦他所推荐的军队布防计划完成，就应考虑进行另一次紧张的行动，来寻求和平谈判的途径。他认为，美军的行动应该包括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是6—8周的暂停轰炸。到了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认定已经达到了他曾预期的目标。
11月7日，他给约翰逊写了一份长而详尽的备忘录，说明他的观点。
麦克纳马拉描绘了他所亲眼目睹的越南局势。他指出，前几个月，美国军队的大规模布防已经“阻止了共产党人曾经威胁要打得我们在军事上遭到严重失败的行动”。但是，这位国防部长承认，单靠目前在越南的这些武装力量是达不到“美国预期的目标的”。麦克纳马拉强烈感到，采取这个或那个军事行动之前，须派遣更多兵员对北越施加更大的压力。
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备忘录的第一个反应是“疑惑不信”。腊斯克也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外交接触试探河内的观点。他说：“如果北越作出某种明确可靠的表示，他们将会使战争降级或开始认真的谈判，那么我们就结束轰炸。”但是，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奉命撰写有关暂停轰炸的备忘录的同一夭，美国驻西贡大使洛奇也在写报告，提出他个人对越南形势的估计。洛奇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
“结束对北越的轰炸，而又不能重开谈判，这无异把赌注押在共产党人一方，使南越政府士气低沉。这实际上等于把我们绑在北越，让共产党在南越恣意蹂躏。”
在12月17日和18日的会议上，约翰逊仔细权衡了顾问们的意见。就在约翰逊召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鲍尔在密室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在圣诞节暂停轰炸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杰克·瓦伦蒂对会议作了记录。总统承认，暂停轰炸北方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在1965年2月批准了“滚雷行动”，因而，约翰逊不想公开宣布暂停轰炸的决定，而偏向于以天气为借口，把圣诞节也作为暂停轰炸的一个因素。不过，他又说：“使用炸弹的任何行为都有害于和平的努力。让我们把轰炸撇在一边，直到我们能够和别人坐下来谈判。”
约翰逊总统担心的是军方，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参谋长们。他说：“问题在于，我们一提起暂停轰炸，参谋长们就会闹翻天。”事实上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夏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一致反对暂停轰炸军事基地。据其他观察家的看法，约翰逊事实上也非常犹豫。
12月26日，当总统向邦迪表示圣诞祝贺和节日问候时，切斯特·库柏正和邦迪一起呆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里。约翰逊还问道，飞机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轰炸。邦迪不清楚，便问库柏是否将重新轰炸的命令下达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库柏表示没有见过这样的命令，但又说，可能正在拟定，或者正在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这儿来的途中。
第二天下午，邦迪会见了几位官方新闻发言人的代表，这些人每天都在处理越南问题。邦迪向总统报告说：“他们的发言都很激烈，认为如果暂停轰炸时间再延长一天左右的话，那么就应该延长更多的时间，以给我们的那些评论家们一个真正的答复。”约翰逊接受了这一建议，12月27日晚，延长暂停轰炸期限的命令下达，并将此通知了西贡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抱怨说，这项决定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因为重要的电文连续9天一直瞒着他们。
麦克纳马拉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第二天他召集参谋长们开了个会并允诺说，在1966年将继续增派军队，在3月之前破坏海防港，并将轰炸升级。他还说，在作出暂停轰炸决定的那个会议上，他已把这些观点告诉了总统。麦克纳马拉还特别强调，暂停轰炸将使轰炸升级更容易。这样，参谋长们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保证，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暂停轰炸，约翰逊总统还发动了一场圣诞节和平攻势。他向世界各地发出亲笔信，捎出口信，并且派出使节，要求在莫斯科和仰光进行美国大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直接接触。最后，他的和平攻势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相反，河内却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的支援帮助下修复了它们的补给线，并且把军队和给养运到了南方。约翰逊拒绝了越方关于美军撤出南越的要求，再次恢复轰炸，时间就在1966年1月31日，出动飞机132架次。从此以后，当他的顾问们再次提到暂停轰炸时，约翰逊总是“嗤之以鼻”。
3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再次重申了袭击石油资源的要求。他们的要求还得到中央情报局一份特别国家安全情报评估和五角大楼一份证明其军事效果的研究报告的支持。3月28日的“星期二午餐会”对袭击石油资源进行了讨论。在3月，对北越进行轰炸的飞机多达4484架次。4月，随着袭击石油资源的讨论不断进行，出动的轰炸飞机首次超过了5000架次。
对此，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盟国及南越军事力量日益增长、北越及越共军事行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我赞同加强美国的军事行动。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威斯特摩兰将军制定的计划，要求把我们（在南越的）整个武装力量到1966年年底增加到约383500人，到1967年年中增加到425000人。威斯特摩兰将军深信，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盟国不仅能对付来自北越和越共与日俱增的威胁，而且也有可能增强进攻的能力。”
随着轰炸的升级，反战运动风起云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1967年，轰炸政策成了抨击的中心和议论的焦点，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说明空袭不能再进行下去。约翰逊自己也承认：“五角大楼，至少是国防部长办公室，越来越被看作是滋生反对意见的温床，鸽派人物彻底占据了这个战争机器的核心。”麦克纳马拉感到精疲力竭，并决定挂冠而去。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67年夏季，当他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和其他人之后，走到关于越南问题的国会听证会的证人席上时，他成了一个公开的异端分子。在那里，其他人都要求继续轰炸，而麦克纳马拉则第一次公开提出轰炸没有效果这样权威性的观点。
1966年10月，约翰逊再次飞越太平洋同西贡领导人会谈。菲律宾总统菲迪南·马科斯邀请南越领导人和有军队在南越同美国一起进行侵略活动的协从国家政府的首脑，在马尼拉开会，“检查战争和非军事发展计划”，会议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即研究一下“亚洲的前途”。
但是，约翰逊对南越的访问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出于对旅途安全和新闻媒介的担心，约翰逊的南越之行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他只到了金兰湾，用了半天的时间视察了美国军队。约翰逊从未访问过西贡。即将被任命为南越驻美大使的裴典认为，他的人民“感到被这种行为方式侮辱了”。他回忆说：“约翰逊对金兰湾的访问就像打了我们一记耳光。”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胡志明直接接触。”他决定在2月份写信给胡志明，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止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谋求和平解决方案方面前进一步，有一条良好的途径，那就是，我们要在隐蔽的环境中——并不是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中，为我们双方可靠的代表之间安排直接会谈。”约翰逊在信中说，“这种会谈应该认真努力寻求一项可行的、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1967年2月8日，约翰逊把给胡志明的信递交给北越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同日，约翰逊再次命令把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作为春节期间全面停火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伦敦访问，越旨问题成为他与英国首相威尔逊讨论的若干问题之一。威尔逊似乎认为，他和苏联领导人可能作为调解人并促成越南战争的解决。约翰逊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但是，他愿意让他的英国朋友“试一试”。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的当天早晨，河内电台广播了胡志明对罗马教皇保罗的和平呼吁所作的严厉的、毫不妥协的答复。首先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不能容忍的强盗行为，坚持越方的“四点计划”——包括撤出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强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被认为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和谈不成，战争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底以前，西贡头目阮高其宣称，南越的武装力量将增加65000人，总数将超过100多万，同时考虑把征兵年龄降低到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