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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有料到，这项计划还在酝酿之中，就被一家报纸捅出去了。6月17日，伦敦《每日快报》驻华盛顿记者首先透露出这项重要决定：“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切断北朝鲜的通路对于这项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美国参谋长的支持，而且已提交约翰逊总统。”顷刻，东西方舆论哗然。
更使麦克纳马拉大力恼火的是，在他拟定这项重大计划之前，就被善断多谋的胡志明所料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针对美国占领首都河内的侵略计划进行战备，同时，胡志明秘密访华，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国际义务，对于越南的战事十分关心。一向把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看作是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当成越南的大后方。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964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的第三天，8月8日，北京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部湾事件”的第五天，8月10日，北京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然而，约翰逊无视这一切，他继续增兵越南。到第二年的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到1965年年底侵越美军增加到18。8万人，1967年增加到38。9万人，1969年增加到52万人之多。美国在越作战费用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人。对此，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十分悲伤，他经常吟咏英国吉卜林如下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越南军民的斗争更加如火如荼。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夜袭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1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52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火速赶到波来古机场，只见一堆堆飞机残骸，他面带愁容，不禁叹道：“真糟糕，大糟糕了！”随后两天，即2月8、9日，美国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炮击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的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队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战斗情谊。毛泽东记得，胡志明第一次秘密访华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刚4个月，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整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多顾问团。碰巧。15年后的春天，胡志明又来华秘密访问，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上次的援越抗法战役打得很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边界战役前，越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毛泽东派陈康将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订了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人民军武元甲总司令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经过7昼夜的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000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的。”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当胡志明主席来到湖南长沙与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相见时，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胡志明一向朴素，在他和毛泽东会见那天，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胡须长长的，已经灰白。
宾主坐定，毛泽东先开口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毛泽东的乡音虽然很重，但是，胡志明都听懂了。胡志明的汉语水平很高，不仅能讲普通话，还能讲广东和上海话；对于中文，他不仅能看，还能写，他的中文诗词写得很漂亮。在他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越南战局一些情况后，就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在胡志明访华前1个月，即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的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越规模并向越南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
对于越方，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4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那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月12日和21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钓鱼台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5月25日上午，当周恩来总理接到毛泽东主席关于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问题。
周恩来向大家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交待实质性的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越方曾经向我们介绍说，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妄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中国帮助修北方的路。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了一个示意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周总理一面说着一面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公路示意图，铺在桌上。他稍微停顿了片刻，若有所思他说：“这些公路，工程很大。肯定不能同时并举，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的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大简易，一下雨就冲毁了。总之，要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
认真、细致，一抓到底，这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为了把计划落到实处，他说：“修路的施工力量，以抽工兵部队为主。筑路部队要随时考虑到敌人的轰炸破坏，要做到随炸随修，关于对付美机的轰炸，我们的交通部、铁道部要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给他们。不过，要根据越南战场的新情况，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还要派一些公路和桥梁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同志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又是一个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我看就由罗瑞卿总长挂帅，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候调遣。”
周恩来讲到这里，呷了一口茶，随后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大家，又说：“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又比人家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目前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过去我们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卫国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越南就是加固我们的南大门啊！”
“同志们，我们帮人就帮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帮助越南修公路、铁路，还要帮助开拓水路。对越方的要求，要予以满足。目前越南斗争非常艰苦，敌人轰炸得很厉害。不管陆路、水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送过去。我们各个单位要以支前的精神，以战斗的作风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要以勇敢加智慧反对敌人的轰炸，战胜敌人的轰炸。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看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坐在周恩来旁边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方抢修抢建的公路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场勘察还没做，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12条路展开作业，派兵10万；另一方案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5至7条公路，出兵8万，视以后进展情况再酌定增减兵力。”
随后，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人围在地图旁边研究起来，大家倾向于后一种方案，不过等与越南代表团商量后再定。
“总理，”杨成武建议说，“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一个支援越南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不然由总参抓总感到压力很大，许多事情并非一家就能拍板定案的。涉及面广，联系的头绪多，非有个组织协调不可。”
“总理，我们总参早有这个想法，也议过。”罗瑞卿补充说，“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希望总理早日定夺。”
“怎么样？”周恩来环视在座的国务院部委领导问，“我看可以嘛！”
经过讨论，当场议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等21个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协调小组，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就这样，胡志明的一张“示意图”，从上至下调动了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一工作落实之后，胡志明就由董必武陪同到黄山休养。胡志明太操劳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他日夜工作，运筹帷幄。他长期疲劳过度，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这次来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劝他一定要到黄山休息几天。
黄山巍峨奇特的山峰，苍劲多姿的青松，清彻不竭的山泉，波涛翻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