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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电子邮件、电话和语音邮件、传单和拜访也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调整了伊拉克人对随后会发生什么的精神状态，促成了一些部队的解体。衡量心理战的成本是一个难题，就此而言，对某些伊拉克通讯的破坏似乎被耽搁了。但这是一个恰当的权衡。
至于更大规模的新闻战，与对计划和部队效率的辩护之辞相比，军事行动更有发言权。当然，美国舆论的支持是坚定的。但是，在中东地区，我们迫切需要赢得感情和理解，新闻战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绪，并且实际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此外，尽管发现了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万人坑”，而且，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组建略微抵消了美国侵略和占领的印象，但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化学或生物武器威胁的证据，这削弱了美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的希望。
尽管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已经胜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指挥官可调动的部队被大打折扣，军事计划承受了不必要的风险。虽然事实上，部队数量足以打败伊拉克军队，但是，军事行动的总体观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军事行动的实施不同于商业活动，后者利用可预计的必需品和经营环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而战斗，特别是地面战是最无法预测的人类活动之一。由于风险往往来自于不可能的或无法预知的因素，它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因此，军事经验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动开始之前，需要使可预知的风险最小化。
额外的部队是可以动用的，他们甚至已经接受了调遣。军事行动具有固有的无效率特征，它要求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更多是保卫补给线的部队、更多的提供多余物资的汽车和后勤部队，这些都会降低军事行动的风险。至少一些计划制定者明白这一点，这是计划实施进程中精神保持高度紧张的根源。但是，它们的部署已经太迟了。
当形势逐步明朗，土耳其将不允许美军通过的时候，在科威特部署第4支作战部队已经太迟了。但是，至少可以对第2骑兵团或别的军事警察部队实施空运，而不应坐等战争爆发五天后，沿补给路线发生危机。可以相信，沿补给线路的额外部队能够防止第509海军陆战连士兵付出生命这类的过失出现。
随着战后阶段的到来，军事计划的过度风险变得更加明显，此时，部队兵力和作战能力无法胜任现在的任务。计划制定者的工作是，预测各种意外事件并对此做好充分准备，这包括战后伊拉克抵抗美国占领的可能性。但“见机行事”的哲学做不到这一点，它似乎是从不断的部署问题和每一个战略梗阻中所反映出一种哲学。结果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军无法提供安全、制止抢掠和破坏，也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巴格达城内，建立可以信赖的军事存在。必然出现的混乱对于美国从战场上所赢得信赖的提升造成了一些损害，也为随后几周伊拉克人展开深入的、更有组织的抵抗提供了机会。
决定性战役“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
在3月20日，当战斗打响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有4个团可以动用。在科威特，美国陆军仅保有7个作战旅，即第3步兵师3个旅、第101空降师3个旅、第82空降师1个旅，第101空降师的一些部队还未作好出发准备。到4月11日，当摩苏尔和提克里特陷落时，随着第2骑兵团和第173空降旅的到达，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增加到7个旅。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到5月底，随着第1步兵师的一个旅、第1装甲师、第4步兵师和第3装甲骑兵团的到来，在伊拉克的陆军数量达到17个陆军旅。此时，尽管姗姗来迟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但长时期的混乱使得军事构想的最终结局产生了一些疑问。
也许有人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集结更大规模的部队，或及早开始集结，可能会破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但是，当局自己的声明与这一看法相互矛盾。按惯例，在实际开始调动之前很久，部队的部署就已经宣布了，其规模被夸大了，给人的印象是，它比实际投入战斗规模更为庞大。
有些人建议，相对小的地面部队组成是意外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计划和部署的不断质疑，使得部署过程被完全打乱，以至于所需要的部队无法运达，而最终，指挥官接受了这一点，不想提出反对去面对部长的愤怒。还有些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拉姆斯菲尔德坚持控制财政成本的结果。也就是，额外的部队将留在原地，直到的确需要他们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正在证明他的观点，即与传统陆军相比，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对的优势。正如一名官员评论到：“他总是不那么看重陆军，如同在阿富汗那样。”也许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
对军事计划的第二个主要的批评，即计划的真正失败是在最后阶段：它对战后计划“偷工减料”。在战争中，规划军事行动必须考虑，要为战后的一段时期制定计划。通常，陆军和联合作战计划会提出一种“四步走”要求：部署、集结、决定性军事行动、战后军事行动。在战场上摧毁敌军只是创造了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胜利意味着不仅要击败敌对的军队，而且更要赢得后续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和意图。假如这样的话，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阐明的，目标包括终结政权、驱逐并破坏恐怖分子的网络、找到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铲除恐怖分子活动、为伊拉克尽快过渡一个“不对临国构成威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创造条件。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后续的计划，从对战后胜利的定义开始，还要回过头来，决定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所需要的兵力。
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引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的所谓政府理念，没有认识到战后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战后的伊拉克形势，政府将其解释为一些臆想的问题，诸如尚不十分成功、“往往对问题估计不足”、除掉了萨达姆就会消除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威胁、将恢复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统治、官吏们会继续任职等。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备既是布什政府内部决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和军队内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和倾向的结果。从一开始，军事计划（如何进入伊拉克）就优先于战后计划（如何在伊拉克实现真正的目标）。像五角大楼这样的机构，它只是注重自己核心专家的意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不是集中于形势内在的、更广泛的要求。这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不断的官僚政治的争斗交织在一起，前者要求谨慎与周全，另一方仿佛毫不在意这些问题，决心稳步前进。直到2003年1月，白宫决定将战后全部职责交给国防部，这一争斗才尘埃落定。
并不是说，政府内部自身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机构或组织来支持军事计划。作为国务院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自身决不是规划和执行机构。曾寻求的在越南进行国家构建的任何表面机构已消失了很长时间。在其位于宾西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战争学院，陆军建立了维持和平机构，但一小队热诚的讲师已经被再三缩减，按照预算，其工作将要终止，他们正在为此而斗争。20世纪70年代，反战理想主义兴起，国会曾设立了美国和平研究院，它起着重要的研讨和学术中心的作用，但是，它不同于空军的兰德，或者海军的海军分析中心，或者陆军的兰德—阿罗约中心，这些机构接受联邦资助，全面分析一些与武装部队使命相关联的棘手问题。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组织，每年能专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提高我们在和平行动中的能力。也不存在类似于国防工业的组织，他们有成群的顾问和院外人士去争取有利的拨款。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至少试图建立一种内部的协调机制，它或许能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在处理像海地这样所谓的政府失败问题时，能够寻求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办法。这一过程注重实效，从全面的准备逐步展开，为1994年美国军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退出战略，它使每个部门对政府援助计划的某一部分负责，并且在各部门副职层面提供了机构之间的协调程序。在本质上，这是军事参谋计划和命令程序向整个政府层面的扩展，委派各部门去组织和执行特定的任务。随着1995年颁布的第56号总统令，这一程序已经被正式确定下来。但是，就政府失败问题所引发的挑战的广度和强度而言，要解决这一问题，即使第56号总统令确定的程序也是完全不够的。
2002年9月，当我在参议院作证前，我跑遍五角大楼去核对事实，我失望地发现，关于战后事务仅仅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我被告知，“在第三层，这是不受欢迎的主题＇文职官员在那里确定国防部的政策＇”。当计划最终开始时，它一个被假设所限制了，即美国的入侵将被大多数伊拉克人当作解放来欢迎。复兴党的力量被低估了，同样被低估的还有什叶派的党派之争、固有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叙利亚和伊朗暗中参战的危险、大量基督徒的美军可能不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一根本性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靠打仗进入这个国家。
这样，退役中将杰伊。加纳领导的人道和重建办公室为整个战后行动做准备，他们关注于一些不太关键的任务。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是恢复秩序和合法性。在重建开始前就必须解决。杰伊。加纳不仅没有足够的通讯、交通、治安和人员等资源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隶属于该地区的美国军事指挥官，而不是直接为总统或国防部长工作。
这种作法的长期效应是，伊拉克的重建使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乎没有联合国的权威；美国仓促说服不情愿的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警察、部队、翻译和民用重建援助，这些可以减轻美军的风险，分担重建和国家构建的重担。美国缺乏国际权威所接受的重建计划，以此消除伊拉克的法律障碍，或者向各省部署维和人员。除直接呼吁外，没有任何机制吸引别的国家参与这一使命。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可以动用的各种工具和支持。他丧失了一系列的机会，这又是其中之一。
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多年来对克林顿政府国家构建的努力吹毛求疵，对“使命恐惧”和“责任分摊”怨声载道的国会议员，对伊拉克的抗议活动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美国正在独自应付这一使命，它要比克林顿总统任期所承担的任何使命都更为困难、危险和不确定。
这带给我们对军事计划的第三个重要批评：那些束缚政府的政治眼罩，它使我们没有利用可用来赢得战争的为数众多的手段，增加了伊拉克使命的成本和风险。布什政府完全不愿寻求可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NATO）这类国际机构获得的国际合法性和支持。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二战后五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决定性战役”，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