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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她接触的第一位患者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病人刚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马东与他聊天后才知道,小伙子得知他得的这个病,既是大家都厌恶的病,又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于是产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
在聊天之中,马东了解到小伙子不堪重压的心里还有一个极端的错误念头,那就是不公平的老天让他得了这种病,他也要报复社会,让别人也得上这种病,来支撑自己心理上的平衡。马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小伙子的接触更频繁了,她决心用行动去重新点燃小伙子对生的渴望,重新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马东对小伙子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看你是怎么去死?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能够活下去而不愿意活下去的人,哪怕是一年,一月,一天,活着是美好的。你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活下去呢?一个人要爱护自己,也要爱护别人,只有尊重生命尊严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尊重。”
苦口婆心的劝慰,终于感化了小伙子僵硬的心灵。在马东的真诚与关爱面前,他哭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糊涂的想法了。”
后来小伙子出院了,出院之后他还经常给马东打电话,问候马东并向她咨询一些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又把马东当成自己信得过的亲人。小伙子蹒跚的脚步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时,他惟一的希望是想再见一眼马东。
马东满足了患者的要求,她到了小伙子家中,面对奄奄一息的患者,马东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病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他能够微笑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何尝不是生命的壮举呢!”
小伙子枯瘦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大姐,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我过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懂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病中我感受到友情和亲情的温暖,我去得安心,再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谢谢你了,好大姐!”
2001年8月,马东随卫生部、民政部组织的工作组到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在文楼,马东的心被那里因患艾滋病折腾得家破人亡的惨状震撼了!那些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普通农家,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四处求医寻药,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离世而去。一些家庭因患了艾滋病折腾得人财两空,大孩子赤着脚,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贫瘠的田边地头跑着,进学校读书对他们来说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着。在文楼期间,这些情景每天都像电影一样过好几遍,马东的心能不为之颤栗吗?
在文楼,马东还遇到一件事情使她感动不已。
一位病人看见马东脚下的鞋因为在文楼上下东跑西颠有些坏了,就对她说:“大姐,你们从北京来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病人,你看你脚上那鞋都跑坏了。我那包里还有些钱,你去取50块钱买双新鞋穿吧,反正我也快了,要钱也没啥用。”
马东似生嗔又似感动地对这位病人说:“大姐不许你这样说,要是真的想送大姐一双鞋的话,那你就好好治病,等你病情好转了,亲自去给我买一双,好吧?不过你得记住啊,你一定得好好治病,你还欠大姐我一双鞋啊!”
那位病人本来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信心,在马东的开导下,重又树立起治病的信心,一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
回到家里,马东把此次去文楼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女儿,丈夫对她的工作表示支持,只有4岁的女儿也被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她附在妈妈耳边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一名医生,把那些生病的人都治好。”
望着女儿天真灿烂的笑容,马东乐了。她觉得,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为了复苏艾滋病患者心里对生命的期待和渴望,她决心坚定不懈地走下去。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患者心中的母亲(1)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艾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而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
他翻开地图,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浏览着地图上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地名,他有一个念头:希望在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必须山清水秀,有花有树,环境幽雅,然后自己再像出家人坐化那样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不去医院治病,肆无忌惮的病魔更会百倍疯狂地啃噬他的肉体和心灵,从得到确诊到现在,没有几个月光景,HIV恶魔就把他击倒了。他开始消瘦,开始呕吐,胃口极差,浑身长满红色斑点,几个月来他都不敢洗澡,因为他怕看见自己那惨不忍睹的身体。
他开始决定走向死亡,这一愿望以前也曾反复出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决定结束自己生命时,老父亲慈祥悲悯的身影就出现在他眼前。为了父亲,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的思维。
2001年12月1日,他躺在床上,五颜六色的幻觉袭击着他,这时,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艾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主任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艾滋病不是不治之症吗?只要能延缓自己死亡的进程,多活几年十几年也行啊!于是他像大海中航行翻船落水的溺水者一样,终于抓到了一块小小的木板,而这木板,有可能将他的生命渡到岸边。他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更多地向那位大夫倾诉了自己心中的郁闷和失望。
信寄出去七天之后的一个中午,虽在期盼之中,他却意想不到地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电话,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这位AIDS患者终于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中见到了那位令人敬仰的主任医师——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67岁高龄的徐莲芝老教授是中国最早治疗艾滋病、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优秀的艾滋病治疗专家之一。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艾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徐莲芝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在徐莲芝教授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徐教授为了让来这里求治的HIV携带者和AIDS患者有个温馨的家,创办了“爱心家园”。在这个充满友情充满阳光的爱心家园里,病人亲切地把徐莲芝教授称呼为“徐妈妈”。
王继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着行李来到了佑安医院,在门口他就遇见了徐莲芝教授派来接他的护士长。护士长帮他拎行李,告诉他非常抱歉,徐主任因临时抢救一个病人无法亲自前来迎接他。
一股热流瞬间就被几句话传送到了全身,王继勇眼眶一热,感激的泪水涌了出来,这种感觉自得了艾滋病之后,王继勇就再也没有过了。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教授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恶化得已经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王继勇的CD4不到20,是正常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不想再给徐教授增添麻烦了,几次提出安乐死,徐教授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呢,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在徐莲芝教授亲手创办的“爱心家园”里,王继勇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这种人间真情,不仅是医生、护士的关爱,也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鼓励,更是“爱心家园”之外的志愿者,他们一批一批来到“爱心家园”,面对绝症患者献出的爱心。
王继勇在后来的回忆中,有几件事使他非常感动。
有一位河南来的农民艾滋病患者,腿瘸了,多年以来从未有任何收入,来看病时,身上只有千拼万凑筹来的200元钱。大家都以为,这位病人入院治疗恐怕是没门了,岂料徐莲芝主任破例把他收下来,不仅如此,她还带头与感染科的医护人员一起捐款,集资为他解决了伙食费用,最后在他离开医院回家过年时,还让他免费带回去几个月的中药。
有一位常来“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姓葛,是一位汽车厂工人,葛师傅每月一次,从不间断地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看望病人,给病人们理发。大年三十,葛师傅还提着一大包东西来到王继勇的病床前,与他一起愉快地度过了除夕之夜。
有一次王继勇输液完毕,护士长给他拔针,血立即从针眼里流了出来,护士长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用棉球压住了针眼。只见血浸透了棉球,染红了护士长的手指。王继勇急忙抽手说:“快放开,危险!”护士长笑着制止了王继勇的好意:“你现在正贫血,血对你很宝贵。我手上没有伤口,不会传染的。”
经过几个月的抗病毒治疗,王继勇的CD4已由入院时的不足20上升到52,虽然这仍然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但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好转。明显好转的不仅是病情,更是心情。有了好心情,王继勇活下去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了,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了。
回到家中,徐莲芝教授的精神和品德激励着王继勇,他想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知道艾滋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想帮助那些在痛苦和恐惧中煎熬的患者了解到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尽量延长自己生命历程的。于是,他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论坛——《艾滋病人的交流》,而且很快与一些病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互相交流,王继勇让更多的病友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挑战艾滋病的信心。
网上有了收获,王继勇的CD4也回升至104。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显得很兴奋:“我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应该感谢徐莲芝教授,没有她,也许我早就不在世界上了。”
徐莲芝教授关爱过的AIDS患者有的至今还活在人间,有的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无论是告别的还是留下的,都能够感受到徐教授母亲一样温暖而博大的胸怀,他们都能由衷地为能够与“徐妈妈”一起走过一段人生极为艰难的旅程而骄傲。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患者心中的母亲(2)
一个雪夜,早已进入梦乡的徐教授忽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话筒里传来她熟悉的声音:“徐妈妈,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我是向您作最后的告别,我……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来电话的人名叫余波,小伙子三十出头,他很早就下海经商,开过美容院,炒过股,商海拼搏,挣了一些钱。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办了赴美的商务签证去了美国寻求发展。在旧金山,余波做了几年古董生意,发了财。就在他赚足了钱准备回国时,因一念之差,在旧金山的红灯区染上了HIV。回国查出病情之后,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朋友开始疏远他,亲人开始冷落他,周围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回避他,以前相敬如宾的妻子也带着孩子离他而去。在余波绝望时,徐莲芝教授走近了他,而且告诉他:艾滋病不是绝症,就像肝炎发展为肝硬化一样,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一段过程的。接触中,当徐莲芝了解到余波有轻生的念头时,又安慰他要他坚强地活下去,要他勇敢地面对现实,要他挑战病魔而不是向病魔缴械投降。而且徐莲芝教授还向他表示,愿意向他提供帮助,与他一起携手并肩挑战艾滋病病魔。从那以后,余波来到佑安医院,成了“爱心家园”里的一员。
深更半夜听到了余波绝望中打来的电话,徐莲芝心头一惊,感到自己肩头上担子的分量,如果处理不好,一个年轻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消逝;如果劝说不到点子上,唤不醒余波痴迷的心灵,不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