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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成为最吸引人的谈资。这里的座上客除了市民之外，还有电影戏剧界里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艺术家，经常在那里出现的有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秦怡、熊晖、赵慧琛、舒绣文、蓝马、江村等，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忍饥挨饿在舞台上做着宣传抗战、暴露世相和抨击反动派的工作。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为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作斗争。我常常回忆到这些同仇敌忾的友人和那些喧嚣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被我当做第二故乡的上海，这时已经可以昂首阔步进出过去进不去的咖啡馆了。夏衍老人住在静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里，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馆。我当时在办一张《世界晨报》，有事请教，就都在这家店里；我把这里称作夏老的会客室。这家咖啡馆有个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柜台上现煮现卖的，煮时清香满室、一缕蓝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里格外夺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时夏衍老人就在卡位里写他脍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动派头痛万分。
何为在他文中提到的赛维纳咖啡馆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回力球场对门，抗战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宝气的洋女人，中国人是不去的。抗战后成了中国剧人进出的地方。进得店门是南北两行靠壁的大车座，经常在北首坐着重庆归来的游子，南首坐着上海的剧人，似乎这里存在泾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个戏迷，初到香港，就以为报纸写影评而跻身文坛，一辈子也写过两个电影脚本。其中第一个是根据我给《星岛日报》刘邦琛编娱乐版写的中篇小说《紫瑛》，司徒慧敏看中了这个故事要我改编的。1941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光，数易其稿写成，但在重庆寄出后第三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入侵香港，这电影脚本就此不知所终。另外一个《金砖记》，是抗战回上海后写的。故事是上海某家银行的实事，当然我也加进了上海滩的形形色色，写一个银行职员因沉湎于投机买卖证券，生活堕落而偷盗银行金砖的故事。这个戏已经由金山经营的清华影片公司预备开拍了，但是1948年淮海战役的大鏖战，上海时局紧张，投资人抽回资金，不得不停止摄制。我当时自叹命运多蹇，一个电影，正如十月怀胎，看着要分娩了，结果却是个死胎，为父母者岂有不痛心的？如今看来，这却是我的造化，如果那时拍成电影，这将令我迎来噩运，也许1957年侥幸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会成为文艺黑线中的喽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电影拍成固然风光，可算起账来，也就吃不消了；我不得不佩服老聃的哲言。
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还有租界，南京路外滩一些大厦里，如堂皇豪华的汇中饭店和沙逊大厦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厦楼上的咖啡座等，原来中国人是进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代我们收回了租界，这些场所也为中国人开门了。我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出现在那里，但是心里也有嘀咕，如果是我们自己收回的，那又多么自豪！
当时，《世界晨报》的地址相离不远，我经常与朋辈到这些地方去喝咖啡，谈时局，交换一些报上“开天窗”的消息和原来文字，那是为反动派报刊检查机关所不许刊载的，也谈谈海内外文坛。我们常聚在一起的有董鼎山、乐山兄弟，已成作家的何为、李君维、吴承惠诸人，都是《世界晨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人，惨绿年华，风发意气，想不到如今都已翻然老矣，但也各有所成了。
解放后，我举家北迁，案头烦冗，便与咖啡馆久违了。记得初到时，东安市场有家起士林，偶然去了一两次，店里的气氛与当时的社会潮流，显然极不协调，坐在那儿，很不舒服，已找不出半点儿波希米人的浪漫情调了。50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分子惶惶然过日子，今日不知明日事，咖啡馆也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就不敢去再临了。
80年代初，我曾去上海参加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晚上无事，曾与梅绍武等去访问静安路上的咖啡馆。还是那家DD’S，上得楼来，满座青年男女，高声欢笑，嘈杂不堪，而且在一片朝气中忽然掺杂了几个华发老人，显得格外触目。我们也局促不安，匆匆喝完冷饮，便悻悻然离去，不敢稽留。我们的时代与座位，早已为青年人所占有，惟有退出历史舞台，安安分分地做槛外人了。
20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时间漫笔》白烨、雷达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
仅巴黎市的中国餐馆，就多达3000家，这只是东方外来“吃文化”的“入侵”。而作为法兰西“喝文化”的产物的咖啡馆，在巴黎究竟有多少家，恐怕多得谁也说不清。
可以说，咖啡馆是各个时代聚集在巴黎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灵感的摇篮。
咖啡使精力过剩的巴尔扎克越发神采飞扬，昼夜伏案去编排那惊心动魄的《人间喜剧》……
地处克利希林荫道入口附近的巴蒂克诺勒咖啡馆，则是当年印象主义画派向古典画派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库尔贝、马奈、雷诺阿，修拉等大师们，每周必在这儿聚会两次，秣马厉兵……
拉丁区的花神咖啡馆，成了著名作家们的荟萃之地……存在主义的鼻祖萨特，常在圣日耳曼附近的“两个烟蒂咖啡馆”会客……烟雾缭绕，唇枪舌战，君子之交淡如水；思绪万千，百感交集，粪土当年万户侯……区区咖啡馆，即是人生大世界。
位于繁华的香榭里舍大道的“富凯咖啡餐馆”，90年来，更是高朋满座，贵客盈门。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巴黎的那一天，选中“富凯”举行庆典。多年来，这家咖啡馆曾接待过波兰钢琴家鲁宾斯坦，意大利音乐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至于巴黎文艺界名流，如电影演员贝尔蒙多、里诺·凡杜拉、阿佳妮，漫画家米歇尔·福隆等，则是“富凯咖啡餐馆”的老主顾。去年电影恺撒奖的得主们，云集“富凯”，开怀畅饮，通宵达旦……难怪巴黎的一家周刊，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想崭露头角，请上富凯咖啡餐馆。”
以上这等去处，毕竟是巴黎咖啡馆中富豪名流光顾的姣姣者。绝大多数咖啡馆，则是为劳累疲倦的百姓，提供一个休息消遣的场合，其功能有如中国的茶馆。
也正如中国的茶馆，在咖啡馆呆得时间最久的常客，多半要数那些退休后孤独的老人。
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咖啡馆一般都整洁安静，少了中国茶馆那特有的、有时是很有人情味的嘈杂人声。老人们要上一杯咖啡或是啤酒，各自慢慢品尝，偶尔相互寒暄几句。这样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甚至半天，然后拿起手杖，道一声“再见”，缓缓走回家去。
这是巴黎那些孤独寂寞的老人，消磨晚年时光的主要场所。
在我居住的巴黎第十区，居民多为工人、教师和小职员。按具有等级观念传统的巴黎人的划分，这里属于“穷人区”。这里的咖啡店，当然也只能算作穷人的咖啡店。我住所四周，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咖啡店。
我有时也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坐坐，花4法郎喝杯啤酒。或者坐在凉爽的人行便道上，或者透过室内宽敞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困惑地琢磨着这个于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城市。当然，少不了随身带着速写本和一支笔。
无论绘画还是摄影，除了风光，我对老人的形象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佝偻的身躯，眼中深藏的神情，口中轻微的叹息，以至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似乎都能告诉我一个无言的故事……相比之下，青春的躯体，年轻漂亮的面孔，对我来说，除了“好看”之外，总觉得少了一种深层的、激动人心的感染力。
法国是个高福利的国家，医药卫生设备十分齐全，具备各种医疗手段和人寿保险。即便如此，人们依然逃不脱衰老。比起重人情伦理的东方家庭，法国的老人需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的孤单与寂寞。
……一个系着黑色领带、身材矮小的老头，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咖啡店。取下深灰色的旧礼帽，露出银丝稀疏的脑袋，他向咖啡店里散坐着的五六个老人点头问好，然后选一个有阳光的座位，放下手杖，挂好礼帽，要一杯咖啡慢条斯理地喝。另一个瘦高个儿、穿风衣的老头也吸引了我，他带着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胳膊靠在柜台上，边喝咖啡边与老板聊天……
我非常想画这些老人。
我知道，必须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在法国，如果不经允许将照相机对准一个当地人时，你多半会在镜头里看到一张生气而恼怒的脸。
我走过去，用非常有限的法语加上连比带划，向他们表示我的愿望。这些老人非常随和通达，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国人不怎么喜欢日本人），便十分友好地微笑着对我说：“OK！Mon…sieur．（可以！先生。）”
我很快画了起来。老人们继续喝他们的咖啡，我画我的，彼此相安无事，互不干扰。
由于年事已高，体力耗尽，他们的动作显得迟缓。密布于额头、眼眶和嘴角的皱纹，不时微微牵动。每一道皱纹里，都隐藏着他们一生的艰辛与悲欢。
饱经风霜之后，他们如今好像一尊尊雕像般宁静安详，又好似远航归来的几叶小舟，相互靠拢着，停泊在无风的港湾。
那裹着一层雾霭似的眼球，使他们沉思时凝视的目光，显现出一种久远的朦胧与迷惘……
他们有时侧耳聆听，似乎正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悄悄的声音，使他们屏息神往，出神入化……有时候，我正在画的老人的目光，与我不期而遇，我们便无言相视而笑。在他的笑容里，我体会出一种因为被来自一个东方的陌生人所理解和尊重时，从内心里表露出的欣慰与感激。我也因为体会到这一点而感动。
整个下午，不知不觉中竟然画了三十几幅速写。
画完之后，我请那位系黑色领带、柱手杖的老先生喝一杯啤酒。他非常高兴，慈祥的脸上挂着诚挚的微笑。
我非常想和他交谈，想知道他的身世，他的家庭，甚至他一生的欢乐与忧伤。看得出来，他同样也想知道关于我的故事，以及我那遥远的家乡。
但十分可惜，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举起酒杯，对他说一声：“Bonjour，LaFrance！（您好，法国！）”他也向我举起酒杯说道：“Bonjour，LaChine！（您好，中国！）”
当他看了我为他画的速写时，眼睛里顿时露出孩童般欣喜的笑意，这一次他先向我举起了酒杯：“Merci，LaChine！（谢谢，中国！）”
我知道，在这瞬间，我们心灵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语言的障碍。
回住所的路上，夕阳西下，车如潮水。街道一面古老的楼层，正沐浴在渐渐消隐的、珊瑚色的红光之中……
我望着小汽车里那一张张严肃而疲乏的脸孔，似乎慢慢开始懂得了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巴黎。
1989年9月于PARIS
如果要给现代家庭中的婚姻、爱情和性打个比方，或许可以把它比喻成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一杯咖啡，通常它需要咖啡粉、糖和牛奶。
我们祖辈中有些奉父母之命遵媒妁之言，头盖下摸彩的包办婚姻，运气好的话，先结婚后恋爱的事时有发生，牛奶自然顺理成章。最惨的是连糖和牛奶都加不进去，因而是一杯又苦又涩的黑咖啡。既不能解渴，又不能果腹，还导致失眠。
到了我们这一代，满脑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理想主义教育，糖因此至关重要，有些痴心情种居然靠它过了一生，就像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在世人眼里，它既然不能成为完整的家庭，便不是正宗咖啡。这块糖又干又硬，哽在嗓眼，得不到溶解的机会。
漫长禁锢的中国社会里，性始终是不洁的，讳莫如深的，尽管很多没有爱情的家庭暗地里其实靠它维持，繁衍后代。咖啡里加了牛奶，就比较润滑容易入喉。没有婚姻的性是需要“偷”的情。那年头的谦谦君子窈窕淑女，哪怕渴裂双唇，牛奶伸手可及，却不能碰，否则就叫做生活作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