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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5）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皆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单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不幸英年早逝。“孙吴四英将”中唯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之为丞相。孙权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故将其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实事求是而言，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孙权之言绝非虚妄。众所周知，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余以为，陆逊实乃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而毫无逊色。笔者研究三国史有年，并未见及全面评论陆逊之文，三国史的研究中涉及陆逊的论文并不多见。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魏晋吴姓陆氏门风》，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3）；《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夷陵之战二题》，载《襄樊学院学报》，2000（4）。这些论文仅从某一方面评述了陆逊，有的考察了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的论述了陆氏家族的门风，有的则探讨了陆逊之死的原因，也有的在分析夷陵之战时提到了陆逊的军事才能。本文将对陆逊一生的主要事功，即他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作一探讨；并兼论陆逊与孙权之关系。
1。功盖三分国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本名陆议，世为江东大族。祖父陆纡官至城门校尉，父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骏早死，陆逊幼时即跟随叔公庐江太守陆康。袁术与陆康有隙，遣孙策攻打庐江，陆康乃将陆逊及亲族家人送回吴县。陆逊辈分虽低，但年龄却比陆康长子陆绩大数岁，因此就成了吴郡陆氏家族的掌门人。
孙吴政权建立后，于内对山越用兵，对外与曹魏、刘蜀鼎足而立，大小战事连年不断。但关乎东吴立国及生死存亡的战役主要有三次，即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赤壁之战的主帅为周瑜。陆逊其时年轻，且出仕未久，资望甚浅，故未能在赤壁之战中建功立业。尽管如此，“始仕（孙权）幕府”的陆逊已经在孙吴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如赤壁之战前，“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擒，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皆获全胜。丹阳贼帅费栈响应曹操，煽动山越之民，扰乱孙权后方。由于周瑜、程普等大将忙于备战，故孙权只得派陆逊前往平叛。陆逊兵力虽少，但却乘夜色发动奇袭，大破费栈，并以招抚策略，“得精卒数万人”，结果“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在孙权与曹操赤壁决战之前，陆逊扫除了东吴的后方危机，使孙权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付曹操。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2）
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是三国时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战役之一。以往论者皆把这次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吕蒙，其实，陆逊在这次战役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与吕蒙配合默契，共同上演了三国战争史上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兵攻襄樊，然他对吕蒙心存忌惮，故离开荆州时留下重兵镇守江陵、公安，以防吕蒙偷袭。吕蒙见“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一时难以下手，故上书孙权曰：“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取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孙权遂将吕蒙召还建业。吕蒙称疾休养是他与孙权密商之策，不仅关羽不知其中之诈，甚至连东吴诸将也被蒙蔽。唯有陆逊洞悉其中的奥妙。他亲自来到建业，拜见吕蒙，对其言道：“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仍然诈病道：“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认为吕蒙装病正可麻痹关羽，引蛇出洞。他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同①。吕蒙见陆逊才干出众，用兵之道与己不谋而合，遂认为他是代理自己的最佳人选。
原来，吕蒙离任后，择选何人代理其职来对付关羽，孙权一直犹豫未决。“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于是拜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领上流大军。吕蒙离任后，关羽仍迟迟不肯调江陵守军增援前线，吴军无机可乘。陆逊再施妙策，他写信给关羽，恭维备至。信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