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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爸爸唠叨：我只能养你到18岁，不管你考不考得上大学，你都要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唠叨，一直伴随着我到了高三。
那时，我对考大学非常恐惧，心想：考不上非常丢人，而且在这样的家庭里，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考上了，也是很惨，老爸不会养我，我靠什么去读完大学呢？
老天还是没有安排我上大学。我已经18岁了，爸爸的唠叨和刻薄越来越激烈，已经成为一种病态。家对我来说，不仅没有温暖，而且是一种长久的伤害，那时我最想的是，永远离开这个家。
1992年5月，我终于跟着一个老乡来到了东莞一个小镇，在一家民营工厂做办公室文员。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在我生命中永远留下伤痛的男人。
他就是这个镇的镇委书记。
那时候，邓小平南巡刚过，孔雀时髦东南飞，珠江三角洲成了众多孔雀的聚集地。而孔雀们到了他乡投资办厂，最怕的就是“地头蛇”，特别是当地的政府高级官员。只要有政府官员来厂里“视察”，厂里的领导惟恐照顾不周。
有一次，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来到我们工厂，身边一大群人前呼后拥，那种场面，就跟克林顿到了中国访问一样。我吓得赶紧想躲起来。但这时，却被老板喊了回去，他说我是厂花，又是办公室的文员，理应招待领导。
当我怯生生地倒了一杯茶，端到“克林顿”面前时，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本来，我在厂里经常挨老板训话，但自这天之后。老板突然对我好得很反常，生怕我跑了似的。
不久，有个自称镇领导司机的人，经常给我送来衣服和化妆品等礼物，说是他们的领导很关心我。
约一个月后，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厂长笑容可掬地把我请到大门口，说有人找我。
门口有一部奔驰车。厂长说有人在车内等我。我进了车，原来是那位镇委书记亲自开车来接我去吃饭。
我当时想，吃饭就吃饭，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他去了。席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意图，说想送我一套别墅。他的意思再笨的女人也听得出来。我没有同意。
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吃饭回去之后，宿舍里的女孩们个个指桑骂槐地说我开放得太过分了，经常有男人送东西，还跟男人出去约会，简直像个鸡。
我一气，讽刺她们说，你们连做鸡都没资格。这句话，惹来她们群起围攻，我被她们打得全身紫一块青一块。
这时候，我不仅需要感情的安慰，更需要报复。如果我不跟这个“克林顿”，厂长肯定不会为我出一口气，我是白白被欺负了；如果我跟了他，不仅能得到安慰，还能叫厂长把她们都炒掉。
几天后，我终于答应了“克林顿”，住进了他给我的别墅。也彻底地出了一口气，让厂长把打我的那些女孩都炒掉。
私奔未成，我成了一只没人疼的狗
如果做一个普通人的情人，是完全可以过得很平常的，但做当地一把手的情人，比坐牢还难受，连吃一餐饭，都不敢在东莞，都要跟他偷偷摸摸开车到深圳。
我就这样被软禁在别墅里，每天听着时针的滴答声，等候着他偶尔光临。我的心理疾病就是在那时候造成的。
第二年，可能是他看出我一个人待着会产生心理疾病，便给我40万元，又给我办理了手续，让我去华盛顿学习。
我既想离开这个监狱一样的别墅，又离不开他。因为一离开他，我将跟以前一样，一无所有，又要继续去工厂里做一个受人欺负的小文员。所以，出国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在华盛顿的三年里，我基本没有心思学习，寂寞的时候，我就飞回来找他。所以我实际上没学到多少知识，后来只拿到结业证书。
从华盛顿回来后，我更待不下去了，当时不知道是爱还是想占有，我坚决动员他跟我私奔，到云南或别的偏僻地方去，只要永远离开东莞就行。
想起来真是幼稚，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怎么可能离开官场呢？但我竟然自信地以为他会跟我一起走。
为避人耳目，那一天，我们分开走，约好在广州白云机场碰头。我已经买了两张往昆明的机票。可是，等到飞机要起飞的时候，还看不到他的踪影。我打电话给他，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过几年就退休了，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而且一把年纪了，私奔不现实。
我哭了，他却把电话关了。
当时，我很想一死了之，感觉整个人像从空中掉了下来，人就像一片雪花，慢慢地在空中融化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
我迷迷糊糊地回到老家。爸爸以前知道我做人家的情人，这次回来，知道我跟他分手了，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没有要他一大笔钱？
我想，如果没有给他一些钱，是不能得到他的一点爱心的，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他，希望能让他不再刻薄。我想彻底忘掉东莞，在老家过完这一生。
看着爸爸用手指沾着口水数钱的样子，我就知道，我的命还比不上那一小堆钞票。
在老家，他们拿着我做情人得来的钱，去买房子、装修房子，我却没有地方住。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爸爸妈妈占了一间，两个哥哥各占一间，我仍然是家里的一条狗，每天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没有钱再交伙食费，没几天，爸爸又整天唠叨说，家里养着一个嫁不掉的姑婆。
被我养着的男人也抛弃了我（1）
2001年6月，我来到了深圳。在老家，我是一条没人疼的狗，在深圳人才市场，我是半个“海归”，找工作还不算太难。我就这样在深圳安居了下来。
也许是因为寂寞，我收养了一条流浪狗，我每天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抱着它一起睡觉，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告诉了它。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带它去仙湖植物园玩，它可能是因为关在家里太久了，一出来，激动得乱奔乱闯，在横闯马路的那一刻，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轧死了，死得很惨，脑浆飞溅得满地都是。
流浪狗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陪我度过寂寞的人，是一个懂感情、有灵魂的活生生的生命。那部车没有停下，开车的人视而不见，我却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哭着用裙子把它的肉体全部包起来，把溅出来的脑浆塞回它的脑壳里，然后带回家里。
我给它洗澡，给它换好新的衣服，然后一个人哭着把它埋在一处小山脚下。我基本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埋葬。
这一夜，我哭成了泪人。我在深圳没有朋友和亲戚，无助、孤独和恐惧包围着我。这时我非常非常渴望有个人在我身边，渴望有一个肩膀让我依靠。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个在路边发广告卡片的，是一个售飞机票点雇用的临时员工，因为我跟他订过一张票，那天晚上他从他们的售票点送我回家。我鬼使神差地打电话给他，让他到我在深圳湾的住处来。本来我只是想把心中的苦告诉他，但人在极度寂寞的时候，倾吐虽然能得到安慰，性也许更是一种最大的静心药。那晚，我昏昏迷迷地跟他发生了性关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清醒了很多，我知道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他连小学毕业都没有，不可能跟他再接触下去，便拿了1000元送给他，想结束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没想到他竟很有骨气，扔下钱，说：你以为我是做鸭的吗？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
就因为这句话，我明明知道跟他没有结果，还把他收留了下来。他没有文化和特长，找不到工作，我就让他做我的生活助理，我每个月给他2000元。
我们处于半同居状态，他在我面前乖得像个小孩，随叫随到，他开始照顾着我的生活。我买了初中的数学和语文课本，辅导他学习。
这样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了半年多，我一直分不清跟他的感情属于哪一种，如果说是爱情，我确实爱不起来；说是友情，我们又时不时地有那种关系；说是雇佣关系，我们早已超越主雇关系。
本以为他会永远服服帖帖地跟着我，没想到，昨天他却突然义无反顾地说要离开我，要回老家。他说跟我在一起有一种恐惧感，压抑得非常难受，离开我是一种解脱。
长期以来，我除了他，没有交过别的男人。他一走，尽管我跟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但就跟我那条小狗死了一样，我非常痛苦，非常牵挂，我很希望他彻底离开我，但又很幻想他突然会回到我身边。
没有了他，我像一只鸟笼里的孤独鸟，以前都是他照顾着我，以后我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所以我想到自杀。
昨天，我一个人待在咖啡屋里老半天，没有一个人理我，没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买了你们的报纸消磨时间，所以看到你的电话，谢谢你能给我这么长的时间。
情感透视与分析
钟小蜀是个比较多情的女人，也是个感情很丰富、细腻的人。在她对流浪狗的死亡这一细节上，还可以看出她富有爱心。但她长期处于孤独和锁闭的生活状态，使她的感情非常脆弱，很容易受伤。
可以看出，她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从小缺少父爱，缺少家庭的温暖，使得她的外出打工几乎没有退路。正因如此，才希望找个依靠。而当她的靠山失去后，家庭又不能收留她，使得她的感情像飘荡在大海的一片落叶。
长期养成的孤独生活习惯，让她在深圳几乎没有朋友，这也是造成她把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当成救命稻草的原因。
这个做她生活助理的男孩离开了她，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坏事，多接触社会，多交一些朋友，也许她以后就会发觉，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离婚前夜，我们相拥到天亮
极为不普通的女人
姓 名：龚小雪年 龄：34岁职 业：私企老板简 介：大专，成都籍，从工厂普通打工妹做起，现自己开设服装经销公司龚小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的婚姻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婚姻，但她却又是一个。她和丈夫在离婚前夜感悟到“人们只有在一段感情即将失去或已经失去时，才会觉得其存在的美好”，这句话，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学习。
作者手记：记者认识龚小雪和她的丈夫已经6年有余，说句实话，闭着眼睛都能写出她的情感经历，但决定敲键盘之前，记者还是于6月13日下午专门打电话给她，“别有用心”地跟她聊了近一个小时，并征求她的同意，才把故事写下来。之所以要写熟人的故事，是因为她的故事在移民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对“边缘人”的婚姻
龚小雪与她的丈夫司马认识于1996年9月。当时，司马是罗湖某大厦里一家电子公司的业务员，小雪在一家制衣厂做跟单员。同年12月，他们就公开宣布结婚。从认识到恋爱到同居到结婚，不到3个月，这可以算是另一种深圳速度了。
那时，他们跟许多深圳“边缘人”一样，在深圳没有固定住房，没有常住户口，没有高薪金。如果按当时流行的“一两万是贫困户。十万元才起步，一百万马马虎虎”来衡量，司马夫妇那时还当不上贫困户。
他们先同居，然后去领了一张结婚证，就对外公开称夫道妻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没有婚纱照，没有请客吃饭，不是他们不愿意，两个人加起来不足2000元的存款，使他们在深圳生活紧张得不敢有丝毫的浪漫。
1998年10月，司马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儿子的降临给这个贫穷的家又增添了不少麻烦。请不起保姆，做母亲的小雪只好辞工出来专门侍候小孩。而司马每月800元的底薪除了付600元房租只剩200元，一家人生活紧张得胆子小了很多，生怕有丝毫意外的事情发生。
司马每单业务提成6％，虽然有的月份可做几万元生意，但也经常连续几个月分文未进账。司马也曾想过跳槽找高薪的工作，但深圳的竞争太厉害，让他白花了不少心血。司马只好认命，每天骑着破单车在大街小巷穿行，爬高楼大厦，饱尝受拒绝和白眼的滋味。
每天晚上入睡前，司马都会暗暗祈祷多做几单业务，使一家三口的生活少一些危机感。
吵架：双方约定明天去离婚
司马拼死拼活勉强支撑着家庭，小雪也节勤节俭，含辛茹苦把儿子带到了3岁。3岁是进幼儿园的年龄，司马夫妇俩都同意把小孩送进幼儿园，一来可让小孩早点接受教育，二来做母亲的也可轻松一口气。小雪跑到附近幼儿园一打听，小孩每学期学费得3900元，这还不包括中途收取各种各样的杂费。小雪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三年来夫妇俩不敢去卡拉OK，不敢去夜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