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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缓慢、悲伤的声音以及他诚挚的音调提醒了梅玲，她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幸福。这里有一个慷慨的灵魂，亦想到别人。
“难怪博雅如此佩服你，彭大叔。如果我们三人能继续在一起，终身为友，那该多好。”
她站起身，他也站起来，她又把手滑入他的手臂里。
“如果我失去博雅，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你想我该不该告诉他一切？”
“告诉他一切，他会谅解的。”
他们又走上人行道，老彭看到他的鞋带松了，就弓身去绑。
“让我来。”梅玲温暖地说。她跪了下去，老彭看到她弓身在前，美丽的白指尖熟练地打一个结，又再牢牢地打了一个。
她站起来说：“我教你一个技巧，打好第一个结，抓住任何两端再打一个结，就永远不会松开了。”
“你如何学来的？”
“有一个男人打给我看过。”她满脸通红地答道。
老彭一本正经，有点困惑。尽管他持自由观点，却不再把梅玲当做良家少女了。当她弓身去系他的鞋带，似乎也带有感情。老彭是男人，他禁欲是归因于忌讳和习惯，并非感官失灵。他从来不受人诱惑，因为他始终用笼统的眼光来看女人以保卫自己。但是梅玲已经向他打开她身体的秘密，他无法再用笼统的眼光看她。她信任和亲密的倾诉，使彼此更接近了。他忍不住想道：“难怪博雅爱上她，她好甜蜜，好热情。”但是传统对他有着压力，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带她去上海会见博雅。这种古老传统的作风就是“朋友妻，不可欺”，他不能让其他念头进人脑海。所以他谈到外在的事物。
“你骑过驴子没有？”
“没有，一定很好玩。”梅玲笑笑。
“喔，不会太难。我想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出门。”
“玉梅可以帮大忙。万一有人问我们，她会说到自己的村庄去。”
“是的，只要我们有机会解释。你呢？”
“我们可以扮做她的亲戚。你可以扮她父亲，我扮姐姐。”
“那也不容易。谁一眼都可以看出，你不是乡下人。你若不是女的，我会放心一点。”
“我可以改妆吧。”
“你的头发和脸蛋，我看没有法子。”
“我有主意了。”梅玲欢呼道。“你扮做去天津的商人，我做你的儿子，玉梅当佣人。我把头发塞到北方的毛边高帽里，把耳罩拉低。也许你可以向这里的男人要一顶。”
《风声鹤唳》捌（1）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在庙门口聚集。向导和两头驴子已站在庙墙下。军官和老彭说话，梅玲和玉梅走出来，玉梅一手提她的行李，一手拿自己的铺盖，他们看到梅玲戴着毛边帽，耳罩低严在双耳后面，不觉笑出声来，她没有化妆，但是皮肤仍然很光滑，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似的，灰棉袍男女通用，但是她丰满的臀部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尤其她又站得直挺挺的。
“我看起来如何？”她微笑着问大家。
“像富家的儿子么？”老彭说，“我想你可以混得过去。”
玉梅忙着把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她的臂腿都属于乡下劳动妇女的一型，结实、黝黑而坚硬，她帮忙用绳子捆行李，动作也很快。
军官向老彭指引道路：“走山路到夏宫的寿山，别往城市走，一直向东，在大学附近穿过铁路，在码头镇过夜，离开夏宫后，一路都是平地，很好走，这段路日本人不多。但是一靠近河西务，就要小心些了。向导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同志。但是你必须一路和我们自己人在一起。”然后他要向导带回河西务同志的口信。“如果是急信，就接力传回来。”他又说。
“什么接力？”老彭问道。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信差系统。一件消息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传到五十里，一根特殊的棍子会随口信送出，指明消息应该在某时刻到达某一地点，通常都做得到，村民自动逐城传过去。”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扶梅玲爬到那头没有装货的驴背上。老彭和玉梅走路，后者带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梳子，除了破旧的被褥，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
他们开始走下了石阶。驴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梅玲觉得驴背扭来扭去，有些害怕，身子愈来愈往前倾，最后整个人趴在驴的双肩上。
“喔，我要摔下来了。”她大叫说。
她穿了腿鞘，不过现在她腿露了出来。
“石头路上驴子不会滑跤的，”老彭说，“不过你得往后坐——并且要把身子遮好。”
梅玲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
道路一山连一山，放眼望去尽是高大的山脊，驴夫照例是最好的伙伴，他们快快活活聊天，又能对一切玩笑置之，他们的事业就是赶驴子，赚一顿饱饭，到达某一个目的地，接受来临的一切，晴雨不改。他们的肌肉和驴腿一样走惯了山路，像岩石一样的健康、坚硬而黝黑，也像一切靠阳光和空气滋长万物，充满了生机。刮伤或瘀伤会自然痊愈。他们随驴子前进，足尖开展，稳稳地踏在岩石上。他们的生活像西山一样贫穷，忧虑也不比山中的树木多。
“西山很大。”梅玲惊叹说。她在平地生长，只见过孤零零的小山。
“你以前没见过大山吗，姑娘？”驴夫问她。
“没有。”
驴夫和向导不觉嘻嘻笑起来。
“你见过大山吗，玉梅？”梅玲问道。
“还有更大的，在长城附近。”
玉梅和驴夫一样，现在正得其所哉。她开始把梅玲当做新潮派的女学生之一，那些人的言语态度她都无法了解，但是第一次携手散步后，她发现梅玲比较像她以前见过的太太小姐们。她羡慕梅玲的毯子、手提箱、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儿，现在她以身边的行李为荣，也以东西的主人为荣。她在驴子身旁疾行，专心看护行李，不让东西滑下来，挂在驴子身旁的橘红色黑条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羡慕地注视着那条毯子，不时用手轻摸两下，喃喃自语一番。充满砂砾和岩石的路似乎一点也难不住她。她以自在、快活的步子行进，又快又稳，不断就近和驴夫讲话。以乡下姑娘来说，她不算难看，只是牙齿没长好，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她的头发梳成一个旧式的圆髻。梅玲骑着驴，想到她的情况，就问她：“你能跟得上吗？”“这不算什么，”玉梅答道，“如果有扁担，我还能扛行李哩。在军中我得背铺盖走。”然后她开始聊起来。“小姐，我是乡下女孩，我不懂庙里的那些女学生。我叫李小姐‘小姐’，她很生气，不准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能了解你，但不能了解她们。她们讲的简直像外国话。我说‘老婆’她们都笑我，我问她们该怎么说，她们说一个人的太太要称为‘妻’。我说我从来没听过，她们说是我不识字的关系。我说‘老婆’有什么不对，她们说这样是瞧不起女人。我说‘太太’呢，她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一直说我‘封建’。‘封建’是什么？”
梅玲无法向她说明“封”就是“潘国制度”，只说是“保守”或“老派”。
“那她们为什么不说‘老派’呢？郑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儿的时候，我叫他郑大哥，叫他太太郑大嫂，她们说我不应这样叫，要叫他‘同志’。我不明白我们农家的话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叔叔、婶婶、大哥、大嫂——全世界都像一家人。郑大嫂走后，我就没有一个人可谈了。我是听你叫那位先生‘彭大叔’，我才敢叫你‘小姐’。”
“你知道，”后面的驴夫表示意见说，“现在他们叫年轻的女孩子‘先生’。连女人也可以叫‘先生’了。”
“我就这么说嘛，”玉梅又说，“我说女孩子‘出嫁’，她们说这样也不对。我说‘杯子破了’，她们说‘杯子被人打破了’。我说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她们说了一些我不懂的话，又说外国人对‘破了’和‘被人打破’分得很清楚，我生气了，就说我何必管外国人说什么呢！我一辈子都说‘杯子破了’，如果她们不喜欢中国话，她们可以不说。我再也不敢和她们说中国话了。”老彭很感兴趣，就问她：“她们教你‘出嫁’要改用什么？”
《风声鹤唳》捌（2）
“李小姐说，我应该说‘结婚’。我问她理由，她说现在男女平等，我说‘出嫁’就表示男女不平等，是女人嫁出去，我应该说‘结婚’，表示男女结合。她们之间和我老是谈‘女权’，‘女权’是什么？”
“女人的权利——和男人平等。”梅玲解释说。
“她们也这样告诉我，我以为‘拳’是‘拳头’哩，我就说：在乡下，你不必谈起女人的拳头。我们乡下女人的拳头向来很大，可决定我们和男人不平等。”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喔！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盖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钟。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横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