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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历时七年打败日本，不但确保了国土的平安，更使日本龟缩于岛中不敢扩张达300年。
点评：直到今天，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依然被人争论不休，原因是明朝在抗倭战争中损失惨重，以至给了满清崛起的机会。但是从今天看，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满清的崛起是明朝自身的腐败所致，虽有抗倭援朝造成军力削弱严重的原因，但根子还要归结到明朝军事的腐朽和内政的失当中去。但是对比抗倭援朝战争，满洲人同样应该叫一声幸运的。从日本内战中走出来的日军，战斗力正达到其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地步，无论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都要比后来的满清强很多，但遗憾的是，日军遇到的是中兴时期的明军，满清遇到的则是没落时期的明军。中兴时期的明军在朝鲜打出了国威，在总兵力远少于日本的情况下，却最终给了日本致命的打击。清朝某些史家评论此战，无不说是耗费巨资，惨胜如败，但是从战争的过程看，明朝打出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胜仗，无论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是军事指挥能力，都达到了其整个朝代的最顶点水准，日本的失败则是空前惨烈，最后一战的露梁海战，500多艘日船，逃归的不足四十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明朝选择坐视朝鲜不救，待日本势力做大而明朝进入衰落期后，中华江山纵然不会落到满族人手中，也多半会让日本人糟蹋个够戗，这是一场必须要打的战争，也是一场赢得漂亮的战争，之后的满清崛起是明朝自身的原因，即使没有这场战争，以明朝的腐朽速度，那也是迟早发生的事情。清朝史官对于此战的诋毁，多半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战400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清朝的士大夫们居然还有人翻阅史书，去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里寻找破敌的良策。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明朝进行朝鲜战争，前后六年花费800万两白银，而满清单单是甲午战败的赔款，就有两万万两之具，对比之下，这场战争明朝是打对了。
九、名将戚继光平倭战争
明朝中后期，倭寇横行，名将戚继光等致力于平倭战争，奋战数十年后终于平定倭寇。
点评：抗倭战争的胜利其实没有多少可炫耀的，几十万明朝大军，却奈何不得区区倭寇，这是骄傲还是耻辱？明朝的卫所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腐朽，幸好还有如戚继光等一批名将，用私家军和募兵制的方式为明朝重新锤炼出一批精锐之师。而在之后的张居正时代，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一批抗倭将领也成为明朝军事改革的先行者。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把戚继光称为“孤独的将领”，此话并不为过，在整体军事制度已经腐朽的情况下，这些忠良之士仿佛是一批救火队员，为国家去扑灭燎原的烈火。之后的隆庆朝和万历初年，明朝借鉴平倭战争的经验改良了装备，并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修补性的改革，使明军在辽东和宣府等地又重新拥有了一批精锐的军队，明朝以此军队打赢了朝鲜战争，也让明朝达到了其发展里程上又一个中兴的顶点。其实所谓倭寇，很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沿海的海商集团，朱元璋欲以海禁拒倭寇，却让倭寇越演越烈，身为农民出身的他自然不会明白这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里的自然现象的。倭寇平定后，明朝解除了海禁，从此进入了一个对外开放的黄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远达美洲地区。而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广泛的传入。但是明末的持续天灾以及李自成的人灾，使这一繁荣成就付注东流。
十、明朝水师重创葡萄牙水军之战
公元1517年，明朝水师在广东屯门和西草湾接连重创葡萄牙水军，葡萄牙军队损失惨重，之后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转而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澳门。此战对明军的影响在于，明朝的战船和火炮都在此战后吸取欧洲的技术得到了改良和革新。
点评：单从军事角度上说，两场战役只能算是小规模的水战，不说和大型海战比，就是和明朝同时期的抗倭战争比也是小很多的，但是这毕竟是明朝水师与欧洲水师的第一次交手，长期生活在海禁与封闭里的中国人也第一次认识了来自遥远西方的陌生对手。葡萄牙人原本要采取征服政策来对待明朝，却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之后陆续西来的荷兰等国也同样尝到了类似的滋味。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五十） ＇本章字数：3015 最新更新时间：2010…09…15 10：00：00。0＇
明朝获得了欧洲的战船和火炮，并使自身的造船与火器技术得到提升，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依然是一无所知。明朝可以为小小的屯门与葡萄牙人大打出手，却愿意为两万两的税金放任其盘踞澳门，100年后，明朝同样为了靠近大陆的澎湖而将荷兰舰队重创，却对其占领台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明朝长期锁国政策的悲剧：但求大陆无事，化外之土不足取也。而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来说，这场战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明朝的东南沿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使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意识到征服中国只是愚蠢的想法，与中国搞好关系谋求经济利益才是正途。于是才有了明朝中后期西方科技的陆续传入，并使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又一个飞速发展的高峰期，也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里的明朝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明朝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都惊叹于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西方科学的渴求精神，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更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科技改良中国的天文，历法乃至农业生产，虽然起步稍晚，明朝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向知识时代的迈进。遗憾的是，随着满清的入关，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被彻底的封锁，之后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宋应星的科技文献巨著《天工开物》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西方，并对西方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力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科技革命的早日到来。
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chén？）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chén？）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