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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
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公共艺术牵涉到城市景观和艺术的环境。台湾任何一栋公共建筑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当公共艺术被界定为艺术家与公共空间,尤其是与市民大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时,它的创作本身以及与市民对话的过程,就变成艺术作品的主体,处理起来非常繁复。
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
“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一面墙,尽管只是划上一点影子,其实都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整个艺术家创作和市民互动的流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
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4
马蹄兰的告别●林清玄
我在乡下度假,和几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莺歌的尖山上放风筝,初春的东风吹得太猛,系在强韧钓鱼线上的风筝突然挣断了它的束缚,往更远的西边的山头飞去,它一直往高处往远处飞,飞离了我们痴望的视线。
那时已是黄昏,天边有多彩的云霞,那一只有各种色彩的蝴蝶风筝,在我们渺茫的视线里,恍愧飞进了彩霞之中。
“林大哥,那只风筝会飞到哪里呢?”小朋友问我。
“我不知道,你们以为它会飞到哪里?”
“我想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一位小朋友说。
“不是,它一定飞到一朵最大的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另一位说。
“不是不是,它会飞到太空,然后在无始无终的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 最后一位说。
然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想着那只风筝,直到夕阳都落到群山的怀抱,我们才踏着山路,沿着愈来愈暗的小径,回到我临时的住处。我打开起居室的灯,发现我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张从台北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的一位好友已经过世了,第二天早上将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我跌坐在宽大的座椅上出神,落地窗外已经几乎全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远方迷离的山头。
那一只我刚刚放着飞走的风筝,以及小朋友讨论风筝去处的言语像小灯一样,在我的心头一闪一闪,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它一定飞到最大的一朵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或者它会飞到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于是我把电报小心的折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朋友生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消失也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消失的预象,就在夜里读着一册书,扭熄了床头的小灯,就再也不醒了。好像是胡适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采取的是另一条路:宁默而死,不鸣而生,因为他是那样的沉默,更让我感觉到他在春天里离去的忧伤。
夜里,我躺在床上读史坦贝克的小说《伊甸园东》,讨论的是旧约里的一个章节,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背着忧伤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可以辖制罪。’你可以辖制,可是你不一定能辖制,因为伊甸园里,不一定全是纯美的世界。
我一夜未睡。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就起身了,开车去参加朋友的告别式。春天的早晨真是美丽的,微风从很远的地方飘送过来,我踩紧油门,让汽车穿在风里发出嗖嗖的声音,两边的路灯急速的往后退去,荷锄的农人正要下田,去耕耘他们的土地。
路过三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水池里开了一片又大又自的花,那些花笔直的从地里伸张出来,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我把车子停下来,沿着种满水稻的田埂往田中的花走去,那些白花种在翠绿的稻田里,好像一则美丽的传说,让人说不出一种落寞的心情。
站在那一亩花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雪白的花瓣只有一瓣,围成一个弧形,花心只是一根鹅黄色的蕊,从茎的中心伸出来。它的叶子是透明的翠绿,上面还停着一些尚未蒸发的露珠,美得触目惊心。
正在出神之际,来了一位农人,他到花田中剪花,准备去赶清晨的早市。我问他那是什么花?农人说是“马蹄兰”。仔细看,它们正像是奔波在尘世里答答的马蹄,可是它不真是马蹄,也没有回音。
“这花可以开多久?”我问农人。
“如果不去剪它,让它开在土地上,可以开个两三星期,如果剪下来,三天就谢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因为它是草茎的,而且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植物一剪枝,活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人也是一样,不得其志就活不长了。”
农人和我蹲在花田谈了半天,一直到天完全亮了。我要向他买一束马蹄兰,他说:“我送给你吧!难得有人开车经过特别停下来看我的花田。”
我抱着一大把马蹄兰,它刚剪下来的茎还滴着生命的水珠,可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已经大部分被剪断了。它愈是显得那么娇艳清新,我的心愈是往下沉落。
朋友的告别式非常庄严隆重,到处摆满大大小小的白菊花,仍是沉默。我把一束马蹄兰轻轻放在遗照下面,就告别了出来,马蹄兰的幽静无语使我想起一段古话:“旋岗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泣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而生命呢?在沉静中却慢慢的往远处走去。它有时飞得不见踪影,像一只鼓风而去的风筝,有时又默默的被裁剪,像一朵在流着生命汁液的马蹄兰。
朋友,你走远了,我还能听到你的蹄声,在孤独的小径里响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王书亚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地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地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道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地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100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年奥斯卡影帝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地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5点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20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生在一部纪录片里,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她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上了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