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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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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中隐藏爱情。树木长叶开花时,这些小鸟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些住进我们的花园,有些更喜欢林阴大道和树丛,不少钻进了大森林,另有一些藏进了芦苇荡。莺雀布满大地各个角落,到处能听见它们欢畅的歌声,看到它们飞来飞去的欢快身影。
  我们不仅喜欢它们无忧无虑,还希望它们漂亮美丽;但大自然似乎只赋予了它们可爱的性情,却忽视了装扮它们。莺雀的羽毛暗淡而缺少光彩:除两三种身上稍有斑点略能点缀,其余的浑身都是暗淡的灰白色或褐色。
  它们居住在花园里,树丛中,或是种植蚕豆青豆等的菜田里,一般在蔬菜架子上栖息;它们在这里玩耍、搭窝,不停地出入,直到收获季节。这时,它们迁徙的日期临近,该离开这块乐土,离开爱的家园了。观看它们叽叽喳喳相互追逐好似看一场节目,它们的打闹并不过火,争斗也是天真无邪,结果总是以几支歌结束。莺是轻浮爱情的象征,如同斑鸠是忠贞爱情的象征一样。莺总是快乐无忧,充满活力,它们实际上并非缺乏爱情,也不缺少对爱情的忠诚。雌莺孵卵时,雄莺在旁边千呵万护,与它共同迎接小生命的降生,直至长大后也不分离。
  莺生性胆小,在与它同样弱小的鸟类面前都常常躲避,尤其害怕遇到最危险的敌人——伯劳。然而危险一旦过去,一切便抛至脑后,用不了一会儿,它又变得欢乐愉快,又唱又跳。它只在树林中最茂密处唱歌,这时总把自己隐藏起来,尤其是在炎热的中午,只偶尔才在树丛边上露面,但很快便又回到密林中去。早晨可以看见它采集露水,在夏季短暂的雨后,它常来到湿润的树叶上,摇晃树枝洗淋浴。
  在莺类中,黑头莺叫得最好听,声音最流畅,有些像夜莺。我们可以长时间地享受它美妙的歌声,甚至在春天的唱诗班销声匿迹之后,仍可以听到树林里黑头莺的歌声。它们的歌喉轻快纯洁,尽管音域不太宽广,但十分美妙动听,婉转而富有层次,这歌声仿佛涵养了树林的清新,描绘了恬静的生活,表达了幸福的感受,听到这些大自然的幸福鸟歌唱,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7
  椅子改变中国文化●澹台卓尔
  在中国传统礼仪中, 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屁股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跽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 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 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提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们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在椅子出现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显然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因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直到八仙桌出现,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的变成了合餐制。
  椅子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国人的心理。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的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所以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从而使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们都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在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那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漆起来,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也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关系,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前面也说过,在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的作用。
  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甚至像椅子这样简单的小家具,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6
  一生的守候——我的父亲常书鸿和他的敦煌情缘●常嘉煌/口述 李菁/记录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在塞纳河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亲从罗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罗浮宫,父亲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前后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拿早期的西洋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性。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敦煌的召唤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一种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祖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返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内大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命南迁,他和学校、画界的同仁们决定一起南下。
  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父亲在长沙和贵阳都遭遇了日机轰炸,他的全部财产和作品成了灰烬。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42年冬,父亲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召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守护敦煌
  父亲在到达敦煌的当天,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视。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生活虽然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他们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学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临摹画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
  啊!”
  抗战胜利后,思乡心切的同事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工人。父亲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彻底付之东流。1946年,由于政府经费断绝,父亲返回了重庆。他一边奔走于各个部门为保护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父亲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夜夜敦煌入梦来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内乱,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妈家。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画分送到亲戚家,人立即返回了敦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把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他对共产党并不恐惧。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庆寺过去喇嘛住的禅。出生,父母为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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