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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在会上又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逃跑主义”进行了一通声讨，让 大家对南下行动表示个态度。
各位军、师长和政委已经对中央深夜出走北上的事了解一二，到了这时，都表示听从总 部的指挥。
陈昌浩的发言到了这时毫无疑问地是对张国焘唯命是从，他力主“听张总政委的”，坚 持南下。
徐向前坐在床沿上，讲了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他对中央关于再次劝说张国焘北进的意 见表示同意，但对南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也表示对毛泽东等人的悄哪离开感到心情沉重， 毫无思想准备。
“总指挥是南进还是北进？”几个师长问。
徐向前左思右想，感到很为难，他在这时怎么也舍不得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把红四方 面军分成两半，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他花了很多心血，不容易啊！
“总指挥的具体意见呢？”陈昌浩直接问。
徐向前焦急地对着自己的影子在暗自叫苦：“是跟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 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在这时的威信不低于自己，他能说会 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哪带走几 个人。”
徐向前想来想去，最后定下决心：“还是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总指挥和政委的态度在这时即是前敌指挥部的命令，众师长、军长和政委都表示与左路 军会合，不随中央北上。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就此下达了返身向南的命令。徐向前到了这时心中仍是憋着一肚子 气，他想起了昨晚上毛泽东站在院子中对他所讲的话，原来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 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 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 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 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 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 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 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 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 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 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3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 央在9月9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 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 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 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 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 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 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 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 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 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 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 头脑清醒者。红30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 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 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1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 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 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 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 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 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 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5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 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 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 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 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 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9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 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 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 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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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 第十三回 俄界改编陕甘支队 二十五军长征传奇
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 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 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9月11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1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 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 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 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 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 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 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1、3军（即红 1、3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 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1、3军团“速 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 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 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 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 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 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 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 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 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 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 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 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9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 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 “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 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 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 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 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 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 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 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 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