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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的信息来自王传炯，新任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本是兵舰舞凤舰舰长，有人说他是应道台徐世光之召，从天津赶来增援，王则自称是带兵舰来烟台过冬而已。不想到了烟台，正赶上了独立大会。十八豪杰都没什么领导才能，发现王传炯一表人才，还会用中英双语发表演说（他在英国海军受过五年训练），一致拥戴他当领袖。
王传炯向安文抱怨十八豪杰不断向他“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经常感到受威胁和为难”。而革命党人也对王传炯不满，说他排挤有功之臣，而且与孙宝琦暗通款曲，在革命问题上首鼠两端，“见起义军打败仗，就挂出龙旗；及闻有一省宣布独立，则赶换白旗”。他们致电上海，希望正在那儿的徐镜心回烟台主持革命。
徐镜心回烟台后，发现胶东的局势变得非常危急。山东取消独立后，南京方面非常重视依然独立的烟台，因为“全省唯有烟台一隅尚全在吾民军之手”。孙中山与陈其美先派出刘基炎率兵三千，组成北伐先锋队赴烟台，又从福建调军接续增援。东北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被任命为关外大都督，自上海率海琛、海容、南琛三艘军舰赴烟台。南方政府明显要力保革命党在北方的唯一飞地，为此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力量。
袁世凯当然也难以容忍这根肉中刺的存在，他派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带一旅北洋军进驻莱州，派叶长盛为登、莱、青三府镇守使。南北双方在此摆明车马，大战在即。
不夸张地说，烟台此时吸引着世界列强的目光。烟台独立前后，英国、日本、美国、俄国都将军舰驶至烟台海面。英国军舰替清军运送弹药，俄国与美国都向清政府提出了“登岸”的要求。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的利益不容侵犯。而要保障他们在山东的利益，一个已经证明相当听话的清政府，总胜于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政权。
这期间最大的交涉事件，是1月18日民军赶走文登知县岳宝树后，又派人前往威海卫逮捕了巡检赵定宇，可能是要逼问他一些机密。赵定宇与英国威海卫总督平日交情不错，总督一听说赵被抓，立即带着一名警官和一小队警察，冲入威海城，把赵定宇救了出来。
事后威海卫总督“用一份冗长的函件向殖民部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份报告自然令伦敦方面震惊不已，不可想象一位英国官员带领一支武装护卫队进入中国领地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总督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倒因为反应之快速得到了表扬，伦敦方面只是担心大英帝国子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位受到表彰的总督，便是日后的“帝师”、钦赐头品顶戴庄士敦。他的传记作者评论说：“庄士敦显然还没有觉察到他是如此轻易地挑起了一场国际事端，但就算他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就会改变行动。”（《回望庄士敦》）
双方对峙，列国围观。东海一隅，密布着战云。正如孙丹林分析的那样，民军要想站稳脚跟，进图山东，必须打通与海上的联系，与南方保持通畅的交通，同时就地筹款募兵。因此，必须夺取并保住登州！
【黄县保卫战】
1912年1月13日午后，华提士药房掌柜柳仲乘，收到孙丹林从大连发来的密电，只有五个字：“翰，全眷到，孙”。
“翰”是韵目代日，指代“十五日”，起义敢死队将于1912年1月15日到达；“全眷到”意味着来人数目超过一千；“孙”不只是指发报人姓孙，它是百家姓排序第三位，表明到达时间是寅时，即凌晨三点到四点。
孙丹林带来的部队有在东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广东北伐十字军”的部队，队员都是青年学生。队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报》的记者仓谷箕藏，还有桥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镜心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
孙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轮“永田丸”，声称直航烟台。仓谷箕藏是日本黑龙会成员，他出面买通了大连的宪兵、警察与永田丸的船长，让武器弹药可以顺利运上船。船至中途，孙丹林拔出手枪，逼令船长改道开赴登州。
果然如孙丹林的计划，15日凌晨四时，五人敢死组冒险登陆，突袭水城。水营统领王步青还在睡梦中，已被俘虏。紧接着柳仲乘打开登州北门，民军大部队进城，满街加贴四言告示，登州光复。
按计划，紧接着就是攻打黄县，新任都督连承基亲自领队，徐镜心也同往。刚出登州，前哨来报：黄县知县听说登州失陷，已弃城而逃。连承基哈哈大笑：“我以东北健儿攻打清兵易如反掌，你们静听好音罢。”他是营口大商人，也是东北绿林巨擘，此次出资在旅顺购快枪700支，被众人推为山东都督。
掖县大商人邱丕振劝他：“清兵有个标统玉振，在日本士官学校与我同学，擅长炮术，素为良弼所倚重，我民军只有七百余支枪，请都督不要轻敌！”邱丕振与宋教仁在日本结为好友，此次毁家举义，还亲身参加了敢死队。但连承基根本不采纳他的话。
在黄县成立了新政府，连承基立即命民军向西进发。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马，迎头碰上了玉振！更没料到的是，玉振带的不是一标（营）人马，而是整整一个混成协（旅）！有大炮、机枪，而民军只有步枪、手枪与自制炸弹。连承基与徐镜心只好急退回黄县县城。
连承基急电南京陆军总长黄兴求助，南京电令驻在烟台的沪军司令刘基炎率军二千往援。1月24日沪军抵达，25日沪鲁两军联手出击，在北马痛击清军，黄县之围遂解。
接下来却是革命军内部一连串的龃龉。先是在北马作战时，沪军抓到了两个行人，怀疑是敌探，送到都督府羁押。连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败，心情郁闷之极，一听说“敌探”，审都未审，就将两个行人枪决，并公告示众。沪军返城后听说此事，刘基炎大发雷霆，说如此滥杀，简直是有意破坏北伐沪军的军誉。
连承基的“东北健儿”很多是大连的绿林好汉或浮浪子弟，军纪确是远比不上有正规训练的沪军，但刘基炎也有些借题发挥。只因黄县之围初解时，全城感戴，连承基曾放话说要将山东都督让给刘基炎。后来这事却不提了。刘基炎觉得连承基出尔反尔，不免怀恨。
两人越闹越僵，刘基炎索性让沪军撤回了登州。清军复攻黄县，在守城问题上连承基与徐镜心又发生了争吵，两人命令互相抵触，部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闹了两三天，许多士兵竟在守城时睡着了。清军乘夜登城，黄县陷落。
这一仗中，仓谷手下的桥本战死于黄县北门。又一个为中国的革命牺牲的日本人（还记得天津起义中被炸死的谷村吗？）。
黄县城破前，副成政长王叔鹤写了一封急电，通报全国，堪称泣血之作。电文中说，黄县自江日（1月21日）以来，“无日不在战争状态”。连承基说部队刚从大连来，兵少械单，于是在城内筹款两次——前面说了，黄县素称富庶，为救危难，筹集款项应该不在小数。这些钱交专人往大连购买枪械，不料超过一个月，“枪不至而人亦杳然”，最近才听说去的人逍遥大连，纵情烟花。这是城破的原因之一。
刘基炎率军来援，黄县父老感激涕零，供给备至。原以为同是革命军，理应同仇敌忾，谁料刘连二人，大生分歧，刘军竟就此班师。“以三军之司令，等群儿之抛惰，掷全城之生灵，睹二人之闲气！”王叔鹤走笔至此，其悲愤为何如？
更有第三桩可恨之事。蓝天蔚率领三艘军舰抵烟台，登州军政府电请支援。舰队回复说需要犒赏费三万元。海琛舰已经到了龙口湾，因为犒赏费一时凑不齐，舰队并不登陆。徐镜心曾乘舢板出海，希望能说明原由，因为风大无法靠近军舰，写了信想射上舰去，又被风吹到海里。等到六七天后，款项筹足，风平浪静，海琛舰已经悄然驶回烟台。
后来苦守黄县的军官张静斋遇见了蓝天蔚的参谋张明远，问他当初何以海琛舰如此小器？张明远说：“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成就最微，跟他的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王叔鹤的电文最后说，黄县被围已经三日，“飞电告急，而云霓无望”，他作为司民官，已经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准备，只是“殊不意我革命中人，其贪婪突梯，亦犹吾大夫崔子，一何可叹！”“犹吾大夫崔子”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崔杼弑齐君，齐大夫陈文子弃车乘而去，至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王叔鹤的意思：什么革命党，贪财任气，还不是跟满清官吏一个鸟样！
2月11日，黄县在困守廿二日后，终于全面陷落。连承基与徐镜心候援不至，被迫退走。打得红了眼睛的清军开始洗劫这座城市，而它最后的守护者王叔鹤，被绑在城西圩子门外一棵松树上，凌迟脔割、剖心剐胆而死，横尸街头数日。
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统发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烟台的沪军复又向黄县挺进，清军弃城而逃，临走前将俘虏的民军廿八名官兵，尽行处死。又过了几天，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派来了新的山东都督周自齐。烟台军政府撤销。围观的列强也各自散去。
清军进城时，王叔鹤避往“西悦来”丁家花园，被丁家一个小伙计看见了。王叔鹤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不要声张。晚上，小伙计回家，父亲发现他身上有大洋，逼问出实情，不敢隐瞒，报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隐瞒，报告了清军。
南北统一后，由一些革命党人出面，责成丁家出一笔钱，作为给王叔鹤的抚恤金。王家不要这笔钱，捐给了菜园泊学堂，盖了座小楼。这座小楼，到1950年代，还在。
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轻改？反驳者则说西历“进于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轩辕黄帝“以冬至为岁首”的原则云云。
私下的说法就多了。有说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坚持用洋历法；还有人怀疑，“黄帝纪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孙黄系竭力反对，会不会要跟光复会别苗头？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中国人一向讲名正言顺，历法并非小事。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启程，不过他的专车“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明天了。临时总统秘书任鸿隽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大总统就职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