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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的红颜-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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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虽然儿女全无,但是宋真宗做为父亲,神经还是相对比较大条的,能够熬得住。但是对于身为母亲的郭皇后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她嫁给真宗十余年,前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很早就夭折,赵祐好不容易长到九岁又随兄弟们去了,郭皇后面对这样的打击,悲伤过度,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三十一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

  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

  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书”“神梦”中不能自拨。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

  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书奇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书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

  天书奇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书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

  这一场天书奇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

  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书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又是一个平儿式的通房大丫头)。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她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十四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10)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

  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十六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

  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

  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

  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

  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

  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四、正位中宫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细数真宗与刘娥之间共度的岁月,实在不能不佩服两人之间的情份之深。)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

  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

  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赵恒和刘娥从十五岁相遇到终于成为正式夫妻,至此已经三十年了。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除了佩服真宗与刘娥间的情份,就是不得不对宋朝的知识分子表示羡慕:敢在皇帝面前挺腰子的读书人历朝都有,而挺了腰子还能高待遇加善终的,恐怕只有宋一朝……)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五、皇后的能量

  天禧四年(公元1020)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起于宰相寇准。

  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正派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

  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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