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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它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址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林附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的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察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走上这一条，有的侦察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察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盲文的书信语言是很步噎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躁较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察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木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察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乎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乎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嗅，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下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乎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乎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猪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的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木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嘛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乎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走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3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乎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01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01。“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土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乎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哈——”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木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木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它问题的时候，马局长辞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察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作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察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嘘嘘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O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沈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做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产‘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
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