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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
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河底”，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
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察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它方面， 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
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 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 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
“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
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
纪真的口气是不客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
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
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
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
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
“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
早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212”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
1117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察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
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941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941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941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