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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①；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摩擦斗争中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
第三部分第59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2）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第三部分第60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3）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