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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也被迫“参战”，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把德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去掠夺罢了。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还是继续有效。
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仍然不停止。每一派军阀都勾结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作自己的后台老板。各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些封建军阀势力来加紧剥削中国人民。
那时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灾、匪灾（全省各县都发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灾（1915年全省三十四县受灾，1916年、1917年、1918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不断），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状况和人民的痛苦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进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社会的观点。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几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同学中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这些人也大都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或壮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从事过劳动。他们都抱着远大的志向。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行事，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成了他们的表率。他们经常研究求学为人的道理，讨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等等问题。
在这时期，全国人民的觉悟渐渐提高了。对推动和促进全国青年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觉悟起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是在1915年开始发行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对封建的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主张“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古文，提倡白话，鼓吹科学和民主。这刊物到了湖南，由于我们尊敬的教员杨怀中先生的提示，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同志，首先注意这个刊物，并且热烈地和同学们谈论刊物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渐渐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
1917年的秋天，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发现一张不大的油印的启事，上面写着简练的几行文字，记得大约三百来个字。第一句是：“嘤鸣求友”（引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末尾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笔画）。
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城内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起初只有几个人，到后来就有了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一番酝酿，结果组织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潆湾寺租住的“为痴寄庐”），集合了十三个人（有些人未能到会）。在吃午饭的前后，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会章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讨论时他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显、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就在这一天，新民学会成立了——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作副总干事。
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等条文，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这里重要的是，长沙城里先进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
学会的会员，最初绝大部分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少数其他学校的。渐渐不仅其他学校的有志青年，并有个别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加入了新民学会。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进步的意思，但那时候还不流行这样说）。
学会经常开会，讨论学术或时事问题。会员们都精神奋发，努力上进。
新民学会对后来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内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著的活动者。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的篇章。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反革命杀害的、牺牲的郭亮、向警予、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同志，以及还有许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了的会员——他们的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伟大的革命事迹，永垂不朽！
假如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时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学会就是一个核心的组织。它的会员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运动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泽东同志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到后来一部分最先进的会员，又切实地作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学会就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了。因此新民学会是湖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而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响，他的进步、正确的思想，大无畏的作风，形成了一种革命的风气。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1918年6月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作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到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备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舱（实即货舱）从上海放洋去法国。
这个运动，当时在另种意义上，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又一结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毛泽东同志帮助青年们实现这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自己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9月间毛泽东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年10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进步的学术团体也多。毛泽东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北京毛泽东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泽东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部分第2节 萧三回忆“五四”（2）
1919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青年之后，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
3月里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
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
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
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
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和会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却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战时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夺去了，——巴黎和平条约有条文规定，都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1919年4月底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我那天也参加了，那时候正在北京法文预备班学法文）。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卖国政府派出军警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