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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云博并不了解他的父亲。他只知道孙老爷子关于金钱和权势的一面。却不明白，在这位老电影家的心中，还有电影、艺术、梦想和对祖国民族真挚的爱。
孙老爷子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紊乱落后地中国电影业需要一个他这样的掌舵人来处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封建行尊式的机制结构深深的阻碍着中国电影自由健康的发展。
所以，孙老爷子当初才会对易青说，他自己是中国电影最大的悲哀，他冀望易青能打碎铁板，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电影文化机制，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所有有才能的人、愿意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贡献力量地人，都能有发挥才智的位置和与之匹配的待遇福利。
易青之所以处处防备孙云博地原因，就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孙老爷子的遗志是要创造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的美丽春天；而孙云博需要见到的，是一个由宇通财团掌控的、一家独大，国际垄断的大托拉斯集团。
易青要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功成身退，为国为民，以他的性格，杀了他，他也不会肯去为一个财团或者垄断组织做代理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孙云博一直摸不清，父亲选择的这个继承人究竟是太天真糊涂呢，还是太过有城府有心计。
不过，他总觉得，要是易素有心计的话，他更应该巴结自己，靠着宇通这棵大树好趁凉啊！
如果是处心积虑的要摆脱宇通，另起炉灶。那就意味着他要艰苦创业，还要得罪宇通这种国际财团——这显然不可能，他图什么呢？
对于有些思维方式的人来说，有许多理想和境界，他们永远不可能理解。
所以孙云博还是宁愿相信，孙茹和易青都是少年心性，还不成熟，喜欢玩儿。
那就让他们玩两年吧！料他们也弄不出多大规模，难道连这两个小娃娃也控制不了吗？孙云博这样想着。
何况，关于亚洲代理人的事，孙云博还有自己的打算呢？人老了终究会糊涂，会一相情愿，孙云博并不完全相信孙老爷子的安排，更不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
终于，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孙茹和易青把孙云博夫妇送上了飞机。
当易景目送飞机冲上云霄的那一刹那，易素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过关了，终于过关了！
没有了对孙云博的担心和防范，易青开始大刀阔斧的准备起新公司的成立来。
首先，是向电影学院要人，把今年念大四要分往各地实习的表演系学生吴明玉、陈云可要来，当然还有已经成名的依依；接着，南京艺术大学的乔帆也已经大四实习了，易青让宁倩华找了一个行政人员去南艺把他也要了来。
接着，易素和孙茹翻出当时拍摄《两个人的奥运》的导演笔记，把当时剧组里工作能力强的，经验丰富的美工、剧务、灯光、道具等部门的得力人手名单重新整理出来。然后根据当时留下的联系方式，逐一给他们发去聘书。
没多久，反馈回的消息就传回来了，除了几位老师傅年纪确实大了，不愿意去香港之外，其他收到聘书的人都非常高兴，纷纷在指定时间聚齐。
最后，宝叔和宁倩华也从香港回来了。他们受易青和孙茹的委托，去香港办理公司成立的各种手续，搞定了准拍证、税证之类的那一套东西，终于万事俱备了。
2050年九月一日，孙茹和易青的港资影业公司中华人集团终于宣告成立。
易青在香港成龙国际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公司成立酒会。
典礼当天，酒店外二十米范围全部熄灯禁光；大堂挂起银幕，在幽暗浪漫的光线下，安置在二楼的放影机里映放的是中国电影史和香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同100部华语电影的剪辑片段。
在这样略带浪漫神秘的气氛下，满堂宾客踏着门口的红地毯鱼贯而入。门口小灯下负责登记的迎宾人员大声唱名。
这一天，忙坏了香港狗仔队们和从内地赶来的记者传媒。全世界都在猜测，一个区区一千五百万的新兴公司，这在香港2800多家影业资本中不过是随时可能被人吞并的小生意，怎么会吸引来这么多眩目已极的大腕群星亲自驾临，为它的成立酒会辑场。
中国电影集团的董事长韩山平暨夫人，华裔兄弟的两位当家王忠军、王忠雷；著名制作发行人，张一谋的搭档张威平先生，著名导演冯晓刚，影星周讯及其男友著名造型师大齐、内地玉女掌门刘一菲；还有易青他们电影学院的师兄师姐们，黄小明、赵微、程坤、黄雷、路川等等一大批国内的著名的电影家、明星陆续进入会场。
香港方面，除了影坛前辈吴司远先生，冲着宁倩华的面子而来的包括中国星的向骅强、向骅生兄弟；英皇老板杨寿城；香港艺术电影大师王家伟；香港影艺人协会元老曾智伟、黑白两道都给面子的大哥任达骅，还有和依依拍过戏的梁超伟、跟杨寿城一起来的荣祖儿、Twins姐妹等等。
这个晚上群星灿烂。虽然易青事先要求酒店方面要禁光，配合大堂银幕的放影，但是记者们的镁光灯还是把原本幽暗的大堂照得如同白昼，到处是闪光的镜头，光与光都连成一片。
在所有宾客入场之后，大堂里敲起天籁般的钟磬之声，突然百灯齐亮，楼上的放影机撤去，大堂里一片灯火辉煌。
易青和孙茹、依依、罗纲、何风等人站在叠起如山的盛满香槟的杯子后，微笑着向全体宾客宣布——
中华人影业集团成立了！
第四卷 第十一章 擦皮鞋的小女孩（上）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和一部分的国内娱乐、财经报纸都登载了这个小小的影业公司举行的大型酒会。
大家都能猜到，所谓一千五百万的注册资金只是做一个壳子而已，这个中华人影业，肯定是家底丰厚，他们要把大量资金，用在正式的电影拍摄上。
只不过，大家都在疑惑的是，以这几年香港电影市场低迷惨淡的情形，这些年轻人居然还如此高调的出击香港电影业，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已经有不少所谓的观察家和老资格的财经评论人在预言，这个公司不过是一群败家成性的富家子弟在玩票，等这个公司第一部电影拍出来，转眼就要把公司赔光。
尤其是在公司成立酒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人影业年轻的总经理和艺术创作总监易青导演居然对记者说，他们这个公司要改变原本香港和国内电影资本运作，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这令一些老前辈感到非常荒唐可笑，觉得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
传统的电影运营模式，就如普通人所知道的，都是——先由电影公司招募签约导演；然后由公司和导演找到剧本或拍摄题材；接着公司拨款或者找到投资商，派出监制监督整个电影的拍摄；最后由监制和导演组建招募演职人员，组成剧组进行拍摄。
换言之。传统的电影运作，只有监制和发行制片人员是公司地正式职员；导演是公司签约雇佣的人；除了这两方面以外，所有演员和其他剧组成员，全是临时雇佣来的。
多少年来。人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剧都是用这种方式拍摄出来地。广大的影视行业工作者，其实是一群自由职业者。剧组成员之间，原本毫无关系，为了一个作品聚集在一起，拍完戏又各奔东西。
剧组成员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多的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一起工作毫不熟悉，丝毫没有默契可言，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好容易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的可以了，戏又拍完了。大家又不得不解散了等待下一个戏，跟另一批人再重演一遍浪费资源的磨合期和默契培养期。
这种落后的草台班子临时拉的模式。实际上是导致了大量资源的叠加重复浪费，也使影视从业人员完全没有安全感，不能稳定地把心思和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去。
然而重要的弊端还不止于此。
这种体制正是所谓三年不开工，开工吃三年，要想有工开，必须自己去找门路。
而这个门路，在中国。就是要依靠那些千丝万缕人际关系、裙带关系——影视圈八成以上地黑幕，九成以上的丑闻，皆由这种机制而起。
易青在建立公司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华人影业公司内部，先改革这种落后的运营模式。
他的作法，是在公司内部成立艺术创作部，再根据现代电影的编、导、演、摄、录、美、制片七个创作组成，把艺创部门成七个小组。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面向全社会、全行业搜集、网罗专业的、优秀地影视从业人才，用招聘的形式。把这些人聘为公司的坐班人员。
换言之，是用公司的资本，把整个剧组需要的要害关键部门的人才全部养起来。有戏拍的时候，大家开工；没戏拍的时候，回到公司写字楼里，大家在一起聊天上网，照样有钱发，一起等待公司的下一部戏。
这样一来，原本满世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找门路地一群自由职业者，就变成了每天打卡上班出入写字楼的城市职业白领。这些影视从业人员们就可以把原来满世界求人找门路找剧组的时间，腾出来专心地考虑艺术创作本身的事。
更重要的是，工作拍戏的时候，这些人的合作伙伴全是天天见面，早已熟悉的公司同事，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工作习惯和能力，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配合默契，大大提高了拍摄质量和工作进度。
当然这种新的运营模式也是有明显的弊病的。
第一，这样一来，电影公司的运营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一个月光是工资表要打老长老长的一大张单子，开销很大。
所以易青和孙茹请了专业会计师进行了反复的成本核算，制定了一个基本的工资制度初步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比方一个道具师从前接一个戏，拍六个月拿三万块，平均一个月五千块。那么他在中华人影业的月工资标准可能就定在两千元左右。表面看起来好象是月收入少了，但是实际上，原本这个道具师可能三年都接不到两个收入三万块的戏，而现在却每月都有钱拿。这样算下来，实际上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一种安全感。
更何况，除了薪水之外，还有影片的票房提成。
因为这种新模式的另一大弊病是，因为大家都拿固定工资了，这种情形有点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戏拍的好不好都是老板的，不关拿固定工资的职员的事。
对于这一点，易青借鉴了自己上次拍摄《两个人的奥运时的成功经验，根据一个剧组中各部门人员的多少和劳动强度的高低，核算出他们应分得的票房利润的比例——当然，如果某个电影票房赔钱。那大家就都没钱分了。
这样一来，就把职员们的工作和公司电影资本地盈利直接挂钩联系起来了，大家必须努力干，拍完戏才会有钱分；如果戏砸了不赚钱。职员和公司一起承担结果。
新的中华人影业集团办公地点在中环一幢新建的写字大厦里。目前公司规模还小，易青和孙茹没有买自己的大楼，只是租用了一层写字楼而已。
公司成立后地几天里，易青、孙茹、宁倩华和新招聘来的行政部门主管们；天天在开会商量新的公司制度、工资制度、管理模式这些问题，务求在细节上尽可能的兴利除弊。
这天早晨的例会上，易青又提出了在北京建立公司分部的想法。
易青道：“公司艺创部门的一些主要部门创作带头人，比如编剧、男女主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这些要害位置上的人，当然我们要做到自己的嫡系部队和香港本土的电影人才相结合，相兼顾。因为毕竟我们拍地电影下阶段的市场重点是在香港市场。是要面对香港观众地，所以薪水再贵这些钱也不能省，
但是剧组其他部门的一些基础配置人员。尤其是一些技术工种，象灯光，道具，美术工人、剧务，场工这些人员的职业水准，无论是国内还是香港的从业人员，其实都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宁倩华笑道：“说实话，这些技术工种，国内还比香港专业的多。毕竟职业基础培训和专业训练机制方面，香港和内地被没办法比。香港连一所大电影厂和电影大学都没有。香港地从业人员，他们的专业能力都是自己在实践中凭经验摸索出来的。”
“所以啊”易青道：“所以我觉得这些基础人员和技术性人员，根本就不应该在香港聘请，应该利用回内地的人才资源。同样质素的工作人员，在香港的消费水准下，聘他们要两三万一个月：在内地，只要给一个月八千到一万，就是非常高的薪资标准了。一来二去，成本相差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