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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全-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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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一般朝廷也没有征诏过二十多岁的“博学鸿儒”。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博学鸿儒科不以为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皇帝有点不快了,博学鸿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
  不管怎么样,石越三拒博学鸿儒科的征诏,让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为此皱眉毛了,认为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虚名。而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毫不在乎的样子。“石学七书”出版后,他的日子就渐渐过得悠闲了,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官,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开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和苏轼、王安礼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七月份除开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几个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里接钦使都接过三次了,有几个商人见过这个世面?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里轻松却是必然的。何况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呀,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识趣的人,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了。唐甘南详细问了桑氏印书馆的情形,正和他商议是不是要在杭州开个分店呢。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虑了一会,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么回事给说了一下。
  桑俞楚点头称是。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还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议。”石越开始谈起自己计划中一个大动作。
  桑俞楚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说道:“但说无妨。”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点惊讶,不过这神色一闪而过。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会,才说道:“凡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倒没有想到这许多,因此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才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桑俞楚摇了摇头,微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听他担心这个,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月禀。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自理,书本笔墨皆请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清,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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