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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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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得“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得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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