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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则多隐于“学”的学者，在家等着“一顾茅庐”。仅一顾他们就会出山的，无须三顾。
—百一十五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
我很惊奇居然有这样的迂夫子、这样的道德至上主义者。转而一想，倪若水是一方土皇帝，即使蝗虫啃完一省的庄稼、千百万百姓饿死，他也照样有饭吃，而且吃的全是山珍海味。这样，他的肠胃里一边消化着美食，一边在口头上大谈“修德以禳之”。红光满面，盛气凌人。
这样的废物尤其可恶。倪氏宛如一条在酱缸中快活地蠕动的蛆虫。
一百一十六
上种麦于苑中，率太子以下亲往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之艰难耳。”又遍以赐侍臣曰：“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
这样“表示表示”就能“知稼墙之艰难”吗？至少我不相信。
一百一十七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勿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李林甫以马喻谏官，在他眼中谏官就是马。他讲道理深入浅出，若学禅必为禅宗大师，若教政治课必然是优秀教员。
相信谏官们都听懂了李林甫的话——何必乱鸣呢，有高级草料吃着，日子过得挺好！
一百一十八
玄宗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人求得之。
我想，使者一定是自己准备一张画像去交差。为保住脑袋，也不顾欺君之罪了。胡三省注曰：明皇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是其初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史言正心为难，渐入邪而不自觉。又曰：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
这些议论道出一个历史的普遍规律：老人必然走向昏庸，当权的老人因昏庸而乱天下。没有正常的选举机制，只好由昏庸老人当权至死，上上下下陪他一起糊糊涂涂。
一百一十九
安禄山奏言：“去秋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上从之。
安禄山一定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不然，他哪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打这样一个生死之赌！假如他有一点儿愚夫愚妇的迷信思想，他又怎敢发如此重誓！相反，唐玄宗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居然相信安禄山的一派胡言。在这一点上，他与乡间愚夫愚妇没有什么区别。
一百二十
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筑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
判断一个高官的好坏善恶，只需看他卫队的多少。卫队越多者，他的心越虚，他的坏事干得越多；反之亦然。那些搞恐怖活动的首领，反倒是世界上保卫自己的措施最严密的人。而那些北欧福利国家的首相们，大都习惯于一个人到街上散步——没有干过坏事，何必怕自己的人民呢？
一百二十一
秦王世民坐阊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丞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又请见，不许，卒于家，年八十二。
胡注曰：“史言苏威之寿，不若早夭。”陈垣发微：苏威不保晚节，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又谈及降元的宋臣夏贵，降元四年后方死，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我对这些看法都不以为然。活得长并非苏威、夏贵之罪，国家的败亡更不是他们的罪过。像隋炀帝这样的主人，扶也扶不起来。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臣犹妻也，妻遇夫不淑命运悲惨，臣遇君不明任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所作为。我想，苏威若在唐代，未必比房玄龄、杜如晦差。
与庞大的体制相比，人的力量微乎其微。
一百二十二
武后久视元年，初，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
陈垣评曰：口碑为上，铜像不足恃也。政潮起伏无定，则祠像之兴废亦无定。巍巍丰碑，数年之间，旋起旋仆者有矣，一时之虚荣乌足羡乎！
我则有两个想法，其一是：是非功过自在人心，树碑立传过眼烟云。记得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篇课文是“伟大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你办事，我放心”。现在呢？现在的孩子谁记得华主席是何人？而华主席当年的题词和肖像，哪里还能够找得到呢？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到处题字、到处挂头像的领袖们，悠着点儿！
第二个想法是：“子不教，父之过”，任你再大的功勋，不肖之子轻易就能毁掉。
一百二十三
安禄山破潼关，唐军中的蕃将火拔归仁等执主帅哥舒翰降。禄山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
大叛徒谴责小叛徒时，往往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安禄山之流，玩弄伦理道德如同扑克牌，出牌的规矩由他自己来制定。
一百二十四
玄宗逃出长安，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土，使扑灭乃来。
杨国忠之奸险冷酷与唐明皇之仁厚慈悲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明皇还是个有人性的人，难怪后世许多戏曲家演绎他的故事。
我尊重那些尊重别人生命的人。
一百二十五
太子在逃难途中有意掉队，即位于武灵。武灵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肃宗自立为帝，夺取大权，玄宗焉能“喜”？史书胡说八道。我推测，玄宗此时心境，比闻安禄山反叛还要难受——连儿子也抛弃了他！只是木已成舟，人心离散，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读史书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定见”，否则越读越糊涂。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9）
一百二十六
肃宗重用房琯。房琯喜宾客，好谈论，时人谓之“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将其比作晋时清谈误国的王衍。房琯将兵收复两京，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惊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人而已。
自赵括以下，中国的“纸上谈兵”的读书人层出不穷。因为历史是由士人写的，所以多载宦官乱国、外戚乱国的事例，实际上士人乱国并不亚于以上两者。房琯好用“古法”，四万多战土的生命因此丢在战场上。我不得不警惕今天那些大谈国粹的博学之士。
一百二十七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商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
“无为之官”的危害有时比奸臣还要大。奸臣人皆见其奸，是显在的蛀虫；而像房琯这一类的愚臣，是隐在的蛀虫。
一百二十八
两京收复，上皇北返。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而荐之。上皇上马，上亲执鞍。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
这是一幕值得仔细鉴赏的戏剧，亏得司马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肃宗所有的言行都像个天大的孝子，但也仅仅是“像”——他很清醒自己在演戏。演给臣下百姓看。让万民感到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的实践者，因而万民该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并且人人都以他为标本，做忠臣孝子。惟有如此，帝国江山才能永远不变色。实际上，肃宗对父亲是又恨又怕的，他是自乱中取得的皇位，怕父亲又来夺回。后来，明皇居兴庆宫，肃宗怀疑明皇与外人交通，不利于己，便令李辅国严加看管，宫中三百匹马仅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他不敢说，其实儿子本非孝子。再到后来，明皇被迫迁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全被遣散。“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问起居。”我想，“上亦有疾”是春秋笔法。
明皇爱好戏剧，自然也是演戏高手，他的技艺远远高于肃宗。例如，为肃宗穿黄袍、避正殿等行动，均心细如发。因为他的生命亦千钧一发间，他不得不来演主角。倘若他真的把肃宗脱下的黄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敢肯定：晚上一杯毒酒立刻让他上西天。明皇对左右所说的“为天子父，乃贵耳”的话，鬼才相信。可是“左右皆呼万岁”。肃宗执导的戏，没有玄宗来充任主角是演不下去的。两人配合，于人于己皆有利，故这场戏大获成功。水平之高，今天的人艺名角也望尘莫及。
中国人是自觉的表演者。
一百二十九
司马光强调：“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他痛骂那些陷在安禄山中的官员：“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我想，司马温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类人。倘若他晚生数十年，处于北宋灭亡之时，他自己真能杀身成仁吗？道德杀人与安禄山杀人一样都是杀人。因此，我坚持一点：要人死的道德至少不是什么好道德。
一百三十
代宗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皇帝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是合二为一的。宫廷其实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梁山。一面是堂皇的杀戮，另一面是阴险的暗杀。李辅国当然是死有余辜，但代宗杀他的手段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联想到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来，两者惊人地相似。不过，斯大林比代宗还高出一筹：他不仅策划暗杀基洛夫的全部部属，而且以之为起点大兴冤狱，将一大批反对派送去见上帝。现代极权主义毕竟比封建专制主义有所进步。
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