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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显示非洲人不屈的勇气，他的权杖和豹皮成为扎伊尔统一的象征。”我不知道蒙博托是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我只知道他乞讨于美、法两国之间，大搞平衡术，滚滚外援全落入他那比盘丝洞还深的口袋。蒙博托口是心非，表面上以民族英雄自居，骨子里不过是西方列强在扎伊尔的代理人罢了，横征暴敛、屠杀异端，搞得人神共愤，连外国主子也把他像臭狗屎一样扔掉了。郭先生却傻乎乎地认为蒙博托与我们的“伟大领袖”一样强悍勇决。他的权杖真是扎伊尔统一的象征吗？义军领袖卡尔比说：“蒙博托的权杖带来的是死亡和罪恶。”当兵临城下的时候，独裁者黯然伤神，登机逃离，枪声已传到他的身边，而向他开枪的全是他昔日忠心耿耿的手下。蒙博托自己悻悻然地说：“我的最后一个士兵也在反对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还有一个知音郭先生。郭先生可以充当他最后的一个保镖呢。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人的的确确是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波尔布特、萨达姆等人。蒙博托凭他的“业绩”足以荣登这本花名册。盛产钻石、黄金和石油的扎伊尔，在他的蹂躏下变得饿殍遍地、血流成河。这样的家伙，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分，仅仅是传媒作一些指责，郭天禄先生便路见不平，出来指责“偏颇”。那么郭先生所谓的“公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担心自诩“公正”的郭先生会被千百万的冤魂缠上、夜夜从恶梦中惊醒。
最后一段道出作者为蒙博托辩护的原委。他洋洋洒洒地写道，“在对华关系上，蒙博托表现出罕见的政治家气魄，多次访华，从不狮子大开口要援助。他敢于在中国遇到困难时讲公道话，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原来如此！仅仅因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蒙博托就是好人、就是“有气魄”的政治家了？他没有“狮子大开口要援助”，因为我们给他的援助比他想象中的要多。作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八十年代初，西安杂技团访问扎伊尔，对方说接待有困难。蒙博托大怒，提出总统亲自接待。”我记得老邱吉尔说过，国际关系中，没有真心实意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作者再三强调说：“中华民族有句古训‘不能忘记朋友’。”我想反问一句：蒙博托能算朋友吗？与这样的独裁者做朋友，我们岂不成了“狼狈为奸”？假如我们不扔几根多肉多汁的骨头给他，他还会热爱中国吗？他会不收台湾的钱吗？（他没有要台湾的钱仅仅是因为我们给的数目比台湾多。）即使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难道因此就应当帮“铁哥们”遮住斑斑劣迹吗？对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最坏的标准便是根据亲疏判定善恶。说到底，这样的思路还是中国封建时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最愚昧落后的观念。“义”字当头，为了这种当头的“小义”，甚至不顾“大义”。用这样的观念来锲入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有一双理性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与看待世界。一会儿气势汹汹地说“不”，一会儿温柔如水地说“是”，不作冷静的思考。不作全面的观照，凭情感好恶出发，得出的大多是谬之千里的结论。郭先生拼命地为“我的朋友”蒙博托辩护，却将扎伊尔人民对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评价束之高阁。我想，假如郭先生是一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扎伊尔的老百姓，他的立场能如此“公允”吗？
欧洲各国冻结了蒙博托的财产，准备分批归还扎伊尔新政府。我为之拍手叫好。“公允”的郭先生，大概又要怒斥欧洲各国“落井下石”了吧？
我若有下石的机会，我也会下石的——痛打落水的豺狼！
第二辑·反叛之后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一九九七年第四十五期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报道了一桩极端丑恶的事件：文莱苏丹的宫廷从事国际性的色情活动，多名受害女性已提出控诉。
一九九二年，该年当选的“美国小姐”莎农被K艺术社骗到文莱，从事“推销与公关工作”，日薪三千美元。然而，当晚一下飞机，她与同伴们立即失去了自由。“在我们到达文莱的当晚，这里的人强迫我们吸进一种气体，致使所有的人昏昏入睡。三个小时后醒来，我看到自己身穿的衣服凌乱不堪，我完全明白了。”原先，莎农以为文莱是个禁欲主义的伊斯兰国家，她完全没有料到在这个完全禁酒、并且不准做任何伤风败俗事情的伊斯兰国家里，居然发生这样卑劣的事情。她们被迫观看黄色录像和书刊，在王宫的聚会上受到客人们肆意的侮辱。王子的一个客人醉意朦胧地对她吼叫：“你不过是个粗俗的妓女而已！”另一位三十一岁的女模特丽贝卡回到美国后，悲愤地向传媒揭露文莱宫廷的黑暗：她们必须昼夜听候并满足王公们的需要。这些人喜怒无常，经常任意侮辱她们，迫使她们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性交。如果她们听凭主人的摆布，就可以得到很多礼物：劳力士表或王宫里的工匠制作的贵重首饰，甚至王子还会用私人飞机带她们去拉斯维加斯等地购买名牌服装。尽管有人恐吓她，丽贝卡还是勇敢地走上法庭作证，痛斥这种新的拐骗妇女的丑陋行径。而国际掮客却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那里，有很多姑娘准备乘飞机去那里。”
文莱人口仅三十三万，但盛产石油。每天三十五万桶的石油及天然气产量给文莱带来巨额收入，文莱苏丹也因此成为世界知名富豪，曾经以三百亿美元的巨额资产而排名世界首富。苏丹有钱，但他弟弟杰弗里亲王却更有名，是全世界著名的花花公子。杰弗里身兼文莱财政和能源投资部长二职，是能源经济的实际掌门人。去过文莱的人都会感叹苏丹王宫的金碧辉煌，还有帝国饭店的铺张与奢华，这里面都有杰弗里的功劳。杰弗里利用权势，聚敛财富，挥金如土。有消息说，他在十年里挥霍了二十七亿美元，每天的开销是近七十五万美元。
这么多的钱是怎么花掉的呢？看看他的财产就知道了，他拥有两千辆高级汽车、十七架喷气式飞机、数艘游艇、大量珠宝和十多幢豪华寓所。另外，根据一九九八年二月伦敦高等法院的指控，杰弗里在伦敦的前花花公子俱乐部供养了四十名妓女，并在文莱建了多个行宫。有传闻指出，出手阔绰的文莱王室对香港女明星特别宠爱，他们通过一些巧立名目的制作公司、经理人公司，用高价钱引诱香港女星及模特到当地卖淫。前不久，钟镇涛前妻、著名影星章小蕙因为被追讨两亿五千万港币而成为香江媒体的新闻人物。章小惠从事房地产买卖，在香港楼市崩溃之后欠下了巨额债务。她暗示有人要她做“不道德交易”——到文莱去赚钱。而她的债主、有黑道背景的裕泰兴老板“九叔”罗肇唐闻言后不屑的反问：“她有这个本事吗？”罗氏没有否定他为文莱王室介绍女明星的事实，而只是认为已经过气的章小惠不够资格。
国际掮客信仰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那句话。在他的心中，金钱当然比人的尊严要重要。我不否认他说的是实话，我相信会有姑娘们排着队等候这种诱人的生意上门来。在我那曾经弦歌声声的家乡，浓妆艳抹的妓女们在人们艳羡的目光中从街的这边扭到那边。然而，我厌恶这桩事情的焦点在于：它发生在被某些中国作家和学者羡慕赞赏的、纯洁而崇高的伊斯兰世界。那些对中国当下道德堕落痛心疾首的智者们，称赞那个世界的秩序井然、克己奉公、品行高洁。我以前差一点当了真。
最近，王子及苏丹将受到美国民事法庭的起诉。联邦法院将决定是否应该取消王子的外交豁免权。人们该从《天方夜谭》的故事中醒过来了。东方的宫殿并非人间的天堂。我想起《红楼梦》中贾元春省亲一节。贾贵妃见到亲人，悲痛欲绝，情绪激荡之下，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当日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这就是被二十六史重重包裹起来的真相。
“不得见人的去处”，最大的特点便是虚伪——那种用崇高来掩饰残暴的虚伪。我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一向是“不敬而远之”。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歧视和凌辱女性的文明是野蛮的文明。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中，妇女被迫将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美”的概念被强行从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过去有人说，妓女的伦理——“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是最坏的伦理；我却以为，皇帝显贵们的伦理——“满腹经典满腹坏水”——才是最坏的伦理。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亦有史可循。故宫里既有藏书万卷、每本书上都写满仁义道德的文渊阁，也有用来幽闭失宠嫔妃的冷宫（何为“幽闭”，国粹家们对这个《通鉴》上提及无数次的词，当有精彩的解释。不然，他们不配称“国粹家”）以及阉割太监的“净身房”。历史书上的事情也许过于遥远，就在三十年前，那个张承志为之欢呼的“红卫兵时代”，当然也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清洁和清贫的时代，少男少女全是处男处女的时代。可是，就在那个时代，江青照样在中南海里遛马，在钓鱼台观赏西方资本主义堕落的电影。旗手不是圣女，“圣战”本身也就荒唐可笑了。
我认为，启蒙的标志之一是：大部分人对少部分人所占有的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由敬畏崇拜到深恶痛绝。可悲可恨的是，知识阶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是，启蒙是一个奢侈的话题。
第二辑·反叛之后文人与人文
有这么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有学生问一位文学系的大学者一首李白的诗。这位李白研究专家沉吟一番，回答说：“这是李白早期的诗作，不属于我研究的范畴。我只研究李白最后十年所创作的那一部分诗歌。”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这似乎是理直气壮的回答：我研究当然得有某个领域。近代以来，学术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便是通才的隐退和专家的登场。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自然科学”化，价值评判的缺席与学术规范的建立，使学术不再是一种“志业”而退化为一种“职业”。学者纷纷成为取经路上的唐僧——心安理得地躲在孙悟空给自己划定的一个圆圈之内，绝不迈出圆圈半步，圆圈之内是安全的，圆圈之外则充满了危险。这个圆圈便是所谓“纯粹”的“学术”。
在我看来，标榜学术的“纯粹”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作法。按照福柯的说法，知识的背后隐藏着权力。那些把自己界定在仅仅从事知识积累的位置上的学者，其实是对权力的屈服和对自由的逃避。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如有清一代的乾嘉之学。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理不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近代康梁以降，一直是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牺牲了学术的独立品格，酿出一幕幕的悲剧。发展至顶峰，乃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文化领域最讨领导欢心、也最令文人寒心的“锦衣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反思历史，“国学”乃兴。但反思一旦过头，又走向另一极端，“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只搞我的学术，政治与我何干？
于是，我又想起了马克斯·韦伯，这位近年来颇受中国学界青睐，却未被学界看透的学者。韦伯在在英美及东方主要是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家；但在德国则好像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极富争议的政治家、思想家。韦伯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他一方面对学术有无条件的执著；一方面又对政治存在着不可遏止的献身感。除了纯学术的著作外，他一生从未忘情于政治，发表了无数针对时局的政治性文章。韦伯对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问题，时有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之论。年仅二十九岁时，他便一手写冷冰冰学术文字，一手写热辣辣的政论文字。三十岁，弗莱堡大学即聘他任教授，三十四岁，韦伯在政治上的声望便令国家自由党主动提名他任国会议员，只因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聘约而作罢。韦伯一生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种声音：一种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种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绝望的呼吁。
中国学界，似乎只看到前半个韦伯，而忽略了后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