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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制度的重要调查报告，并且出资和主持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可见他的业务资格无可挑剔。
然而，戴笠还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内（学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价值25万元的“巍峨的”新大楼里，用争夺警政训练权来排挤李士珍。于是，为在学生中贬低李士珍的权威，戴笠让自己首先成为“校务委员会”的成员。然后，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权力，在警校内建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自任主席。特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赵龙文在内他的弟子和亲信们。而且他还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国振、卢振纲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训练机构的教职员中。还有，为了使自己掌握学术专业权并与李士珍的警察科学组对立，戴笠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该学会踊跃地介入与李士珍“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的各种辩论中。李士珍的全国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涡孟的柏克莱调查问卷基础上的，为在竞争中战胜李，戴笠需要在内政部的国家警政政策上获得控制手段。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项目的警政司司长的位子上。警政司“负责计划、领导和监督全中国的警察”。在这个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属民政厅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统的人事权”。他还在首都警察部队内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
在酆裕坤晋升的时候，他在柏克莱的同学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负责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侦和“特工”各科当中。在给涡孟的信中，余把他们的新职位当做柏克莱警察改革的胜利的象征。他说：“从此以后，整个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将完全由V…人控制。”既然那时“柏克莱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处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结果，在1936—1937年期间，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通过操纵内政部训练项目和人事安排，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九江、郑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警察局。
酆裕坤在这个扩展中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内政部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权把正规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单位的名称借给他使用。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明显。1941年，戴笠要把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扩充成一个大队，并把它置于前上海站头目沈醉的领导之下。当戴笠把这一要求向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发去后，唐自然向内政部警政司请示。
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是军统特工，这个司也由军统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诺诺连声尊命办理。
于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门徒沈醉就被任命为重庆侦缉大队队长。
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过程中强有力的关键一环。唐原是刘湘总部情报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四川警备司令部谍查处处长。虽然唐有大烟瘾，而且是哥老会成员，但他因向省政府书记王缵绪提供了一个讨其欢心的妓女而得宠。他被指定当王的特别助理，从此便跟戴笠联系上了，后者把他当做一个正规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后的成都警察局局长，这就在四川执法核心内给了戴笠充分的自由。
中国秘密特工从法律教育机构中招收特工的计划，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长培训项目同步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有的长处是，二者都有着在地方执法机构中普及警察专业化的目标。余秀豪向涡孟汇报说，从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国各地的高级警官将在警校接受速成复习培训”，而其他警官将于夏季在庐山参加一个特别训练班，那里的教学大纲是余编写的，其中包括涡孟关于美国警察系统的教科书。除此之外，还有余秀豪的讲座，到全国视察，以及酆裕坤频繁“强调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与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广播，以及内政部警政司引进美国最先进的鉴定中央化和记录存档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与艾德加·胡佛联系，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整理和处理指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纹局。
引进最新的警察技术，将确保现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上的半军事化体系进行全国性控制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国留学生对改革的热忱，正好与蒋介石要统一他自己的控制，要把警察和军队当做他政府统治的两大羽翼的决心不谋而合。作为中央警校的校长，蒋介石在1937年对毕业班的学生说：
我们的国家有两股重要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用于国防，另一个用于治安。就像一架飞机要有双翼才能飞行，但因为现代警察责任范围的复杂性，因为他们是惟一持续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公共人员，所以警察的职位对我们的社会甚至更加重要。
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民国的警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央集权。但作为一个制度本身，警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工具。
蒋介石全面发展警察是为了抵制地方上的军事竞争。但他也狡猾地用此来支持他的随从们在全国执法系统中的相互斗争，以防止他们为个人官僚利益而滥用司法权力。在与李士珍争夺对中央警察学校控制权的同时，戴笠还与陈立夫争夺对邮电检查的权力。这些官僚暗中斗争的结果最终都无疑取决于委员长的支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在政府情治机构和军事系统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间，为了争夺优势而激烈斗争的时候，还是戴笠对主子的个人效忠最起作用。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争夺资源
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
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在蒋介石于1938年改组了特工后，它被叫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陈氏兄弟
但若从徐恩曾的叔叔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销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
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惟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
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
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
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
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
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
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困境。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惨暴的工作？
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
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
自然，陈立夫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值得怀疑。“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联合机构
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据陈立夫说：
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
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