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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与季源溥反复商量，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主要抓三件大事。
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潜人大陆，从事搜集情况和破坏活动。
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书记。抗战胜利后，季源博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
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曾在香港汇钱给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希望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进行潜伏活动。
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
这一计划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据点建立起来。
此时，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得又西迁重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陈立夫的种种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刚刚筹办，有的刚刚铺开摊子，就被打乱了。
第十四章 农行起家
1．陈果夫说“我也曾在金融界”
陈果夫荣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孔祥熙对大家介绍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陈果夫当即顶了过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
弄得孔样熙很尴尬。
国民党四大家族，主要是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确定的，从这方面来说，蒋、宋、孔、陈这四家，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也可以说是后起的。
陈果夫、陈立夫早就想插手经济，目的并不在于个人腰缠万贯，而在于解决党务活动经费不足问题。
1932年，CC干将刘不同前往南京，向陈立夫索要活动经费，陈立夫颇为感慨地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
陈立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党员交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且绝大多数不交。校长（蒋介石）原计划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之，而且希望宋子文、孔祥熙二部长多出点，可是事实上，他们口诺而不行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办企业，大家都成了资本家，党费还愁没有办法吗？”
陈果夫也有类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后，二陈觉得此事迫在眉睫，所以操办的更为积极。一方面操纵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设立了以孔祥熙为首的党费基金筹募委员会；另一方面，鼓动CC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
在抗战胜利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以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二陈在经济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方面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更重要的，经济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二人对二陈坚决抵制，反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插手。
“蒋家天下陈家党”多少年来，二陈一直与“党”打交道。
陈果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陈果夫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退，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
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陈果夫对金融很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挤进金融界。
陈果夫在20年代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陈果夫仍想重温当年的旧梦。
陈果夫还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话：‘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平生总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二陈是怎样挤进金融界，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
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不便直接管银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可蒋介石又不愿放手，于是又设了一个其他银行绝无而农民银行仅有的理事长，由蒋介石兼任，使蒋仍执掌核心权力。
陈果夫此时在陪都重庆，眼睛就盯住了农民银行，机会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拢。
1940年5月，农民银行改组扩充，体制变为董事长制及总理处制，经过陈果夫的一番活动，金融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按蒋介石的预先通知，陈果夫将出任农行常务董事。然而10月正式宣布时，陈果夫的叔父陈其采为常务董事，陈果夫仅为董事。
陈果夫感到吃惊。原来蒋介石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所以临时才改变主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7个董事之一，脐身于农行的高层决策者行列，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想农行不是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给了他一点难堪。
孔祥熙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
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顶了回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弦外之音，别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后小心点。
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张起来。
陈果夫果然不差，出任农行董事以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去。
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财政有崩溃的可能。
蒋介石为孔祥照管理经济渐渐失望，而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联系美元，分身无术，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党内部，即懂经济，又忠诚蒋介石的人不多。蒋介石把目光投向陈果夫。
1940年，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订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贷款本息共53万元；农贷区域共299县市；农贷机构112所；农贷人员共722人。
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
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当陈果夫的农民银行有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即问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要登上这一宝座，就必须倒孔，将董事长孔祥熙赶下台。
1945年，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黑幕终于败露，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到来，即借题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置于死地。但孔祥熙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
尽管CC系在该案始发时煽风点火，但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中获利最大，当了财长兼银行总裁，搞得不好，会将所有的肥缺都收到囊中，CC系只能成为水中捞月的猴子。
于是，陈果夫开始改变策略，即由倒孔到反过来拉孔，到处为孔祥熙说好话、打圆场。
孔祥熙见陈果夫一班人并未落井下石，倒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将农民银行让给陈果夫。
1945年9月11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经国弟弟，谓奉委座令，征求余意，能否担任农民董事长，余允之。”
按说征询任命一事，一个电话即可解决，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登门征求意见，由此可见，蒋陈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2．力筑陈氏“金融帝国”
1945年11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0月，陈果夫又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董事长。
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元老陈果夫先生继任。”
这时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看出席会议的保养的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陈果夫想道：“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上任伊始，陈果夫开始着手完善农行各项制度。农行在孔祥熙任职内，任人唯亲，公私不分，纪律松弛，现在由他执掌大印，就得有新的施政纲领。
于是，陈果夫公布了他亲自斟酌制订的《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该方针共18条，其中规定：
中国农民银行必须成为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之银行，其业务方针，应以实现三民主义之经济政策为方针，投资方向，应着重农业机械化，乃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保险等，注重于农业仓库业务，由此扩展至各信托业务，以代替旧式之典当；并可施行实物放贷，在收复区域……本行应参加接收、经营，以便配合运用，应利用土地开发等方法……更可利用实物发行债券，以为周转；中国农民银行之分支行处，应普设于多数农民集中交易农产品之中心地点，务与合作金库及合作社配合发展，以逐渐完成金融网；银行职员……应人人明了三民主义等等。
这个经营方针，是陈果夫历年来参与国民党各种事物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金融行业发展方向的设想。
虽然陈果夫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把为农民谋福利摆在重要位置，但细察其内容，除了要设法采取各种形式积聚更大资本，以向各个方向发展外，看不出从哪方面能给农民带来好处。
为了表示他与前任的区别，陈果夫亲自为农行题写了“清慎勤敏”的行风，并解释说：“一人不取谓之清，深筹远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
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防共反共。
陈果夫担任董事长以后，蒋介石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功能，要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共产党。
总之，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陈果夫上任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1946年1月20日，陈果夫收到一个机密件，拆开一看，内容有一条，上写道：
陈董事长，李总经理，王监察：
中国农民银行应本该行既定方针，以发展农业经济、办理农民福利事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唯一任务，同时并应研究如何利用地方农业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事业，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希本此指示，所拟该行今后业务计划呈核为要。
中正
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此时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高级会议确定了国内和平的基本方针。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却积极备战。
与军事行动相呼应，地方乡镇保甲制度正在严厉推行。陈果夫自然知道农行的特殊地位，他为农行制订出周详的计划，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中心工作。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