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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往往会说：“我已做好随时被砍头的准备了。”人们经常会把选举战同过去特权阶级的武士攻击平民的做法进行比较。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仍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不论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这种差异都无法弥补。
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关键是要看它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承认自己过去的行动是“失败的”，同时它能不能很快地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它曾尝试过要以战争的方式使自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却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只好抛弃这种政策，因为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用“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向敌人投降时，他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与我们失败相伴随着的也是正义的消亡。”自尊使他们仍会为下次“正义”的胜利而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自我惩罚并进行自我忏悔。而日本人则绝不会这么干。在日本投降刚五天，美国大部队都还没有登陆日本的时候，东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大谈特谈日本的失败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国民还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一再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谋取日本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宣告破产了，那今后日本就必须毫无选择地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外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必须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而在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第七部分第75节：投降后的日本人（3）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对此也心怀疑虑。但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在处理个人人际关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日本人采取了某种行动而未能达到其设定的目标，那日本人便觉得是自己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马上抛弃以前从事的工作，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不是生来就到世上来接受失败的。日本人常说：“光咬肚脐是没有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人普遍的观点是武力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之一，因而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肆蔓延，而现在日本人也为他们的这种理论付出了代价。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用他那庄严神圣的音调向世人宣布：日本失败了。因而他们坦然接受了战败的一切后果。这意味着美军将要占领日本，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的到来；这意味着日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考虑日本应制定一部摈弃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了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提高自己客观认识事物的能力，才知道应该对以前那种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认真坦率的分析……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同时，我们也必须深信日本文化的前途将无限光明。”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试验过一种行动方针已经失败了。今天，他们将试行一种新的和平的处世之道。日本舆论也还在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尊重。”因而，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崭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以及偏远山村的广大民众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矛死战到底的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美国人所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其他民族的伦理也包含有许多值得赞扬的方面。
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当局承认了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他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方法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观念，侮辱和惩罚是使做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样的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观念，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切过失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会使他谨记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而然的后果也可能是战争全面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必须视为屈辱而去憎恶它们。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应该采用诽谤、嘲笑、轻蔑、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光彩的事情等手段。如果日本人认为受到了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这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憎恶被嘲笑，他们认为这是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与解除武装、承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时，日本认为它（指俄国——译者注）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谨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它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Port Arthur）投降时拍的。在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的不同，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器，仍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中一个比较广泛流行的版本：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Stoessel）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一些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Nogi）将军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很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纯种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得到这匹马，但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承诺，如果得到了那匹马，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尽心爱护它。”③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住宅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在上次俄国投降和占领菲律宾期间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例如，他们在菲律宾的大肆破坏和残忍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随着情况而极端地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首先，在巴丹（Bataan）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虽然后来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日本仍处于战争中。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实行的是“蔑视日本”的政策，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对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以及在《海军协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和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悔辱是一种情况，没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七部分第76节：投降后的日本人（4）
美国取得的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常情况一样，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以前所坚持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自行血洗耻辱忘记过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给日本人增加新的耻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拜访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据说，在建议取消天皇的神性时，天皇曾提出过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没有的东西，这让他感到很为难。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道德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劝他说，西方人对于天皇仍具有神性的看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忍辱负重，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对此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则可能不理解，天皇对发表了声明一事感到很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命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个劳动力、工业和农业的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兴起。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最好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过去的农民起义常常是因为赋税和徭役过重，并且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比较喜欢采取的办法就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照常工作，增加产量，使管理者丢脸”。在三井（Mitsui）财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并且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Ashio）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④
当然，不论管理者的政策具有怎样的好意，战败国的行政工作总是很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十分严重。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同样严重。复员军人问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许多，但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日本人是深知这种困难的。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深有同感的语气讲到，对于那些历尽艰辛却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实在是太难喝了。报纸恳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总体说来，复员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社团。他们很容易憎恨他们现在的状况。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那种特权。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时都要行礼的。入伍时村子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以美酒佳肴招待他们，还有美女歌舞表演助兴，士兵们都是坐在上席的。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过去那种优待了，只有家里人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们都受到了冷遇。不难想象，了解到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是多么痛苦，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那种把日本的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可能他的战友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Java）、山西（Shansi）、满洲（Manchuria）与盟军作战了，为什么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