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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对超自然的神灵的观点和想法最早都是在家里学到的。神官和僧侣是不会“教”孩子们这些的。一般来说，孩子们最早接触这种有组织的宗教的机会是参加盛大的民族节日或祭日。他们和其他的参拜者们一起去那里接受神官的洗礼。有时孩子也在特别的祭祀日和家人们一起去参加佛教仪式。小孩们经历的最频繁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仪式是以自家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在所有的灵位中，最气势磅礴的要数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了，那里供着鲜花、香火及树枝。每天还会供奉新鲜的食品。首先，由家中的年长者向祖先报告今天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然后大家再跪拜。晚上还要点上小小的油灯。日本人一般都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离开家里这一套祭告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踏实。神龛由一个简单的架子组成，中间供奉着从伊势神宫请来的神符之类的东西，也可摆放其他的供品。在厨房里还有被烟灰熏的漆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也要贴上护符。这些都是保证全家平安的。同样，村里的镇守神殿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守阵地。母亲们都喜欢带孩子去神殿内玩耍，孩子们也不怕神，而且也没有想要特意取悦众神的意思。神灵们受到众人的崇拜，然后他们又赐福人间，他们与当权者是不同的。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学校才开始训练他们如何从一个幼儿慢慢向成年人的生活轨迹转变。这时，小孩得学着要自我控制了。如果太淘气，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让他能慢慢从他正在入迷的事情中抽出身来。人们会和蔼可亲地劝诫他，有时甚至还会嘲笑他。但仍然可以由着他的性子来，有时甚至可以对他的母亲动武。他的那种小时候的自命不凡感再次得到了满足，即使在他上学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观。小学的头三年是男女同班，对每个小孩，不论男女，老师都是非常喜爱的，简直就是与孩子们打成了一片。然而，家长和学校的有关领导却一再强调不要让小孩们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虽然孩子们年龄尚小，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但老师们必须教育孩子们，让他们不要做出让自己“难堪”的事情。比如，就像狼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一样，本来没有狼，可他却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此来“愚弄别人。如果每个小孩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你了，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难为情的事呀。”许多日本人都说，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的不是老师或家长，而是他的同学。确实如此。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要以这种难堪的事情为例，向小孩逐渐灌输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等等道德价值观。孩子六岁左右时，通过给他们讲一系列以忠、义、献身为主旨思想的故事，可以潜移默化地督促他们自觉地用这种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前文我们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矩大多都是因时因事而异的，表现的如何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人的礼节如何。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他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责任也有所增加，因而人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必须学会自我抑制，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债务”。慢慢的，小孩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债务人”，如果他还想还清恩情的话，在现实中他就必须谨慎处世。
第七部分第67节：子女教育（6）
孩子的角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对他使用幼儿期那种嘲弄的方式了，而代之以一种更加严肃的方式。到小孩八、九岁的时候，家人就会对小孩进行真正的排斥了。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什么不好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店主人告状说小孩很淘气，那家里人就会觉得他是“辱没了门风”，因而全家都会批评他。我就认识两个还不到十岁的日本小孩就被父亲逐出家门，还不让他们到亲戚家去，说他们是丢人现眼。在学校老师也处罚他们。当时，这两个人只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才安排他们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闭门思过”，他们还必须专心致志地写悔过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会把这种小孩看作是“问题少年”，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支持他，整个社会也都批评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因而也别指望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同龄人的理解。要想得到同学们的亲近，他必须首先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对社会影响的力度是非常深远的。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他还能得到自己团队成员的认可，那么在需要帮助或遭到袭击的时候，他都能得到本集团的鼎立支持。然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有可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批评他指责他，那本集团也就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改变对他的看法并不再对他加以指责。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日本与其他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人们都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外部世界’的赞同和认可。”⑥
在这段年龄以前，虽然学校对女孩子的教育和对男孩子的教育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总体上差别还是不大的。女孩子从小在家里受的约束要比兄弟多一些。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在准备礼物和致以问候时，女孩子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对象。而且，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乱发脾气。但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孩比较起来，日本的女孩子们已经是非常自由了。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耍，有时甚至还可以和男孩子们打架，而且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小时候，女孩子们是“不知道羞耻的”。从六岁到九岁左右，女孩子们就和男孩们一样，开始懂得自己对社会承担着一种责任。九岁以后，日本的小孩就会按男女来分班。而往往男孩子们更注重男性间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一般来讲，女孩到这个年龄之后都沉默寡言，不喜外出，也难教育。由于此时男孩都比较排挤女孩，因而日本女人都说这就意味着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女孩的人生轨迹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一直贯穿在她们今后的生活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如果男孩子只是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那还不能说他就已经把日本男子应负的所有义务都弄懂了。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将男人知辱而后起视为一种美德。男孩还必须从小就学习一系列的规矩：比如应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应采用间接的手段来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小孩从小就学会一些可能侮辱别人的过激手段。因为男孩子从小就往往对母亲粗暴无礼，他们还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执不休，因而没有必要说在十岁以后再教他们怎样攻击对方。然而，在学习“对名分的情义”的时候却的确要求十几岁的少年能够将他们对别人的攻击方式限定在社会公认的范围之内，并逐渐学会如何来协调好他们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攻击别人比起来，日本人其实更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即使是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学毕业后，小孩们就会面临着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大概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竞争几乎涉及了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们一下子就被抛入了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之中。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因为从小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社会都是尽量把这种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这种突然而来的竞争性的考试，使竞争激烈的程度更高，也使人们对此更加关注。大家都很在意名次的先后，也爱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私人交情的因素。然而，在怀恋过去时，日本人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辱史。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还想出了很多捉弄他们的恶作剧，老让低年级学生干一些无聊的丢人的事情。因而，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此十分憎恨。日本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仅仅只看作开玩笑的，当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时，他会咬牙切齿，记恨在心并图谋总有一天要报复。而由于在现实中他们不能立即报复，因而就会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是事关“名誉”问题的大事情，维护自己的“名誉”是每个日本人应该具有的美德。因而，有时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待毕业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对方。总之，仇一日不报，他们就会觉得“心事未了”。日本人正是从受了侮辱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第七部分第68节：子女教育（7）
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参军后也会受到类似的训练。和平时期，每四个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个会被征当兵。而且在军队里，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对此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即使是退役的军官也很少插手此事。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士兵间的争端由他们自行解决。军官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方法，因而从不会让自己牵连进去。一般老兵会把自己在头年受的所有委屈和怨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并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据说从军队出来的人一般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什么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受各种苦难体验的结果。那些从小就受典型的日本文化熏陶并对自己的“尊严”十分在意的男青年们，一旦到了军队那个环境下就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因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少年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性格特征，恐怕与日本人传统的对嘲笑和侮辱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和军队中，人们对这种“侮辱”的反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的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和日本古老的模式一样，尽管这批受到嘲弄的人迟早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另一批人，但这并不能防止当时那个受到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他的人进行报复。许多西方国家中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积愤，但日本人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自己的徒弟或其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有些日本少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的，但更多的少年会选择直接复仇。只有在和虐待自己的人有个了断后，人们才会“感到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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