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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5-霞落燕园-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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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去过了八达岭。莱辛说那一条路很像意大利(希望我没有记错)。她问我写不写长篇小说,我说写的。她说希望早读到,可得找个好翻译。她的小说《金色笔记》已译成中文,我没有勇气替她看看文笔如何,以前读书读稿一目数十行,随意间就完成,现在数行之后眼睛就发花,想看也看不见了。     
    话题转向了德拉布尔。我说你们家很像勃朗特姊妹一家,三姊妹都写作,有一个兄弟。她笑起来,说:〃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我们的弟弟比她们的强多了。〃勃朗特家的男孩游手好闲,有人请客,常找他陪着说话,类似清客一流人物。说话间,德拉布尔送我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作家的不列颠》,其中有许多作家故居和他们吟咏描写过的景物。莱辛也拿出书来,但并不送我,而是交给陶洁,赠英语系。当然这样读这书的人会多得多,是好办法。两个多月后,莱辛从伦敦寄了书来赠我,书名《伦敦观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内容多为自己成为祖国的异乡人这类感受,正是我关心的。     
    霍罗尔伊德不只写传记,还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曾任英国作家协会主席、英国笔会中心主席。他话不多,显得很谦逊。在座的还有英语系教授陈瑞兰,她翻译了多篇安格斯·威尔逊的小说。客人们希望见她,可能也希望她多译些英国作品吧。


风庐茶事客有可人(2)

    过了几天,数理逻辑专家兼哲学家王浩教授偕夫人哈娜来访。王浩兄留了胡子,须发灰白,若在路上相遇,一定认不得了。他的成就是大家熟悉的,于此不多赘。他们从美国来参加北大校庆,特别是数学系系庆,后在勺园小住。哈娜是捷克人,思路活泼敏捷,说的英语很悦耳。我觉得她很可爱。她说她到北大来,只想见一个人,可惜见不到了。那就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人见不到,还可以看看三松,看看遗著,看看我。于是来到三松堂。哈娜说她最喜欢《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我们马上互引为同调。我素以为《简史》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写这书时,父亲已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又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俱已流传。《简史》将两方面成就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内行不觉无味,外行不觉难懂。还有经过卜德教授润饰的英文,可谓清丽流畅。哈娜还喜爱文学,对莱辛、德拉布尔的作品都很熟悉。也说起勃朗特姊妹。人处五洲,肤色各异,可是谈起来都很了解。世界真像个大家庭。     
    座间还有清华学长唐稚松。他一九四八年到香港,我父亲写信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唐兄现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国家人民作出了贡献。除是科学家外,他还是诗人,旧诗格调极高,有〃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之句。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先生曾专函召他赴穗任唐诗助教,可见造诣。他因另有专长,未能前往。     
    和王、唐两位谈话,每觉有新趣。他们都是〃志汇中西〃、〃学兼文理〃的人物。聚在一起,真是难得。遗憾的是,说的话我渐渐不懂了,虽用心听着,还如在五里雾中坐地。     
    八月下旬,美国女学者欧迪安来访。她是冯学研究专家,最近将几篇研究冯学的论文译成英文,自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将在美国出版。她极赞赏父亲对郭象的见解,屡次提到。我乃赠以一本冯氏英译《庄子》,其中有一篇专论郭象的文章。她真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她这次要查清冯著每一本书的出版年月,十分认真仔细。有一本书一时找不到,她辗转问过许多人,那晚深夜又问到我这里,经过补充的线索,终于查清。     
    我还想起另一位女学者,日本的后藤延子。《三松堂全集》中有的文章是她在日本找到的。她也是不肯有一点马虎的,对我们有些学者大而化之的作风频频摇手兼摇头。《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曾慨叹道:〃若不认真努力,愧对延子。〃     
    坚忍执著,知其不可而为之,本是我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似乎是要渐渐融化在滔滔商海中了。不要说皓首穷经,就是肯安下心来坐一坐冷板凳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然而总有希望。我想起另一位来访者。     
    七十年代末,大家刚刚可以随意走动,三松堂来了个李姓青年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家在河南某县农村。他来的目的,是谈谈读书。他非常喜欢读书,村里无书,便每天步行数十里路,到地区(似是洛阳)图书馆去读书。回家往往在深夜。我后来根据他的谈话写了童话《星之泪》,写星星为一位好学的年轻人照亮路程。他的读书范围很广。除中国经典书籍外,那时正在读西方启蒙运动时的著作。他很想读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却找不到。我发愿若买到一定寄去。我把他的地址姓名的纸条放在砚台里,过了好几年,纸条终于不见了。     
    那年轻人后来不知读了多少书,又不知走上了哪一条生活之路。我想,在读书做学问的道路上,总会有更年轻的人跟上来的。     
    1993年12月     
    原载199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风庐茶事药杯里的莫扎特

    一间斗室,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三步,这是一个病人的天地。这天地够宽了,若死了,只需要一个盒子。我住在这里,每天第一要事是烤电,在一间黑屋子里,听凭医生和技师用铅块摆出阵势,引导放射线通行。是曰〃摆位〃。听医生们议论着铅块该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便总觉得自己不大像个人,而像是什么物件。     
    精神渐好一些时,安排了第二要事:听音乐。我素好音乐,喜欢听,也喜欢唱,但总未能升堂入室。唱起来以跑调为能事,常被家人讥笑。好在这些年唱不动了,大家落得耳根清净。听起来耳朵又不高明,一支曲子,听好几遍也不一定记住,和我早年读书时的过目不忘差得远了。但我却是忠实,若哪天不听一点音乐,就似乎少了些什么。在病室里,两盘莫扎特音乐的磁带是我亲密的朋友。使我忘记种种不适,忘记孤独,甚至觉得斗室中天地很宽,生活很美好。     
    三小时的音乐包括三个最后的交响乐〃三十九〃、〃四十〃、〃四十一〃,还有钢琴协奏曲、提琴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等的片段。《第四十交响曲》的开始,像一双灵巧的手,轻拭着听者心上的尘垢。然后给你和着淡淡哀愁的温柔。《第四十一交响曲》素以宏伟著称,我却在乐曲中听出一些洒脱来。他所有的音乐都在说,你会好的。     
    会吗?将来的事谁也难说。不过除了这疗那疗以外,我还有音乐。它给我安慰,给我支持。     
    终于出院了,回到离开了几个月的家中,坐下来,便要求听一听音响,那声音到底和用耳机是不同的。莫扎特《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提琴组齐奏的那一段悠长美妙的旋律简直像从天外飘落。我觉得自己似乎已溶化在乐曲间,不知身在何处。第二乐章快结尾时,一段简单的下行的乐音,似乎有些不得已,却又是十分明亮,带着春水春山的妩媚,把整个世界都浸透了。没有人真的听见过仙乐,我想莫扎特的音乐胜过仙乐。     
    别的乐圣们的音乐也很了不起,但都是人间的音乐。贝多芬当然伟大,他把人间的情与理都占尽了,于感动震撼之余,有时会觉得太沉重。好几个朋友都说,在遭遇到不幸时,柴可夫斯基是不能听的,本来就难过,再多些伤心又何必呢。莫扎特可以说是超越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给人的是几乎透明的纯净。充满了灵气和仙气,用欢乐、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他的音乐是诉诸心灵的,有着无比的真挚和天真烂漫,是蕴藏着信心和希望的对生命的讴歌。     
    在死亡的门槛边打过来回的人会格外欣赏莫扎特,膜拜莫扎特。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但他的精神一点没有委顿。他贫病交加,以致穷死,饿死,而他的音乐始终这样丰满辉煌,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用音乐的甘霖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他的音乐是真正的〃上界的语言〃。     
    虽然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专业不同,莫扎特在音乐领域中全能冠军的地位有些像我国文坛上的苏东坡。莫扎特在短促的人生旅程间写出了交响乐、协奏曲、独奏曲、歌剧等许多伟大作品。音乐创作中几乎什么都和他有关,近来还考证出他是摇滚乐的祖师爷。苏东坡在宦游之余写出了诗词文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始终是未经册封的文坛盟主。他们都带有仙气,所以后人称东坡为坡仙,传说中八仙过海时来了九朵莲花,第九朵是接东坡的,但他没有去。莫扎特生活在十八世纪,世界已经脱离了传说,也少有想象的光彩了,我却愿意称他为〃莫仙〃。就个人生活来说,东坡晚年屡遭贬谪直到蛮荒之地。但在他流放的过程中,始终有家人陪伴,侍妾王朝云为侍奉他而埋骨惠州。莫扎特不同,重病时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比较起来,中国女子多么伟大!)但是他不孤独,他有音乐。     
    回家以后的日子里,主要内容仍是服药。最兴师动众且大张旗鼓的是服中药。我手捧药杯喝那苦汁时,下药(不是下酒)的是音乐。似乎边听音乐边服药,药的苦味也轻多了。听的曲目较广,贝、柴、肖邦、拉赫玛尼诺夫等,还有各种歌剧,都曾助我一口(不是一臂)之力。便是服药中听勃拉姆斯,发现他的《第一交响曲》很好听。但听得最多的,还是莫扎特。     
    热气从药杯里冉冉升起,音乐在房间里回绕,面对伟大的艺术创造者们,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而有福气,生在这样美好的艺术已经完成之后而且,在我对时间有了一点自主权时,还没有完全变成聋子。     
    1994年1月     
    原载《音乐爱好者》1994年1月号


风庐茶事下放追记

    那是冬天,我们坐着大车慢慢地走近村庄,但路旁的果树还很茂密。不远处的桑干河水结了冰,如一条发亮的银带,蜿蜒远去。我们进了这个村子,住下来,开始下放锻炼。     
    村名温泉屯,属河北省涿鹿县。涿鹿县后来和怀来县合并,后来听说又分开,不知现在到底是什么地名。不过温泉屯始终在桑干河畔,没有移动,我在那里的一段生活,和我一生中的其他岁月大不相同。     
    记得下放回来以后,我曾想写一点文字。当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第七瓶开水》,写我的房东老大娘,在我到别的村子去的日子里,每天为我换新的开水,换到第七瓶,我才回来。原稿的第一句话是〃天下的母亲都是慈爱的〃,写下来一看,不对,这不是人性论的说法吗!赶快删去。那时处在一个随时随地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地位,而且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自己随时把头上的紧箍再按按紧,这样也就把想说的话按了回去。写出的文章不可读,所以也就不写。现在看来,往事如同发黄了的旧照片,只有一片模糊。不过有些画面反而分明,因为看到了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烘托得明朗了。     
    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在〃大跃进〃运动中,家家户户吃食堂。报上不停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而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是男女老少捧着碗、排着队等那一口吃食,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站不动了也要排着,看了让人心酸。问食堂好不好,他们不敢说,只是苦笑。我曾想给中央写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赵树理同志是写了信的,后来受到批判。那次批判我也参加了,赵树理检查说:〃是我自己没有学习好理论,没有听党的话。〃我听了十分难过,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他是对的。     
    我们跟着村民一起夜战,挖大渠、修水库。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做报表,报告一个麦穗上有几粒麦子。无论怎么样日以继夜地拼命,达到谎话连篇的报表数字是不可能的。村民很朴实,村干部中也没有什么品质特别恶劣的人,但是假话成了一种正常现象,假话成了真的,真话倒被认为是假的。如果没有亲到农村,我可能也要积极参加反〃右倾〃运动,用假话批判真话。幸而我有这个机会看到书斋以外的世界。     
    下放生活中充满了政治。我们经常开小组会,谈心得体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位同志新婚不久难免想家,私自回京受到批判,现在想来真是不近人情。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生活主线的年代,〃人情〃是划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每期下放中间要整风,必须找出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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