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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白的这些说法，他刚入长安时，政务繁忙，社会活动很多，王公大臣都纷纷看中他的地位与才华，他在长安必定能够大展宏图。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李白天宝元年秋天进入长安时，深受朝廷上下尤其是玄宗皇帝的器重赏识，那为什么天宝三年初春，李白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要知道，李白为了获得这个一飞冲天的大好良机，整整努力、等待了十几个年头，然而当机会真正来到身边的时候，他却只在长安待了不到两年时间！区区一年多的时间，又如何能够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呢？在李白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真是可以“潇洒”、“浪漫”到如此地步的人吗？
显然不是。应当说，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核心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李白在长安宫中究竟担任过什么具体的职务？这个职务与李白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李白在宫中所担任的职务是否能够帮助他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这其实是李白此次长安之行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他是否有必要居留长安的关键所在。
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得出的答案是：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因为他所担任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翰林学士”，而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这两个职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说通俗一点，李白进入了宫廷，见到了皇帝，但皇帝递给他的不是谋划江山、起草诏书的天子之笔，而是一支粉饰太平、润色王业的词臣之笔。对于李白来讲，这支笔并不能给他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前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1）
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2）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别的官职，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百官志》）
从这一点来看，李白所担任的绝对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待诏。因为他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因为他只是翰林待诏。对于唐玄宗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使用李白，他与其他在翰林院中的那些僧道术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御用文人而已。
因此，李白在长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另一个框架当中。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南面的翰林学士院中，而是在北边的翰林院当中。也就是说，从玉真公主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开始，玄宗就是将他看做侍从文人人选，而不是政治人物人选，所以才将他置于翰林院之中而不是翰林学士院中。
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而对于李白的选拔就不一样，那种由民间草泽布衣之士直接跃上龙庭的浪漫选拔方式，固然非常符合李白本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奇幻理想，但却远远不是翰林学士选拔的正规程序。毕竟对于政治顾问、政治秘书的选拔要严肃得多，也要慎重得多。对于李白的推荐选拔显然更符合一个文人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家的标准。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1）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重用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供奉期间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
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
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
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
（《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
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
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
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
（《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尽管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但他的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但是李白毕竟没有在玄宗身边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多以后，李白被“赐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
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
（《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写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