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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问：“你有什么事？”
“我来查一下我母亲的事。”左小菊静了静心说道。
“你母亲是谁？”左小菊说了母亲的名字。“是那个主任吗？”另一个人问，左小菊点点头。
“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还是那个人说道。
“我母亲自从六六年八月被红卫兵抓走，一直没消息，我们也不知被关在哪，我想问问，我母亲到底被关在哪了？”
这时，打牌的几个人都停止了手，把目光齐齐投到她身上。静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人说：“你母亲好像当时是按叛徒被红卫兵抓走的”
“是，您知道被关在哪？”左小菊急切地问。
“我好像记得，那时咱们大学还没有红卫兵，抓你妈的红卫兵可能是西城哪个中学的，他们不知从哪得的消息，把你妈抓走，在学校操场斗了一顿，就把你妈押离学校了”
“你记得是哪所中学么？”
“不记得，当时我在操场，看到了，所以对你母亲的事主意一点，你查怎么查，中学生都插队或去兵团了，要不，你去西城公安局查一下。”
左小菊当日赶到西城区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进出西城公安局的警察，不少也都戴着红色造反派的袖章，左小菊在西城公安局差了两个多小时才查到一个本本上记有：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两点，红卫兵送来一妇女，称其为特务。来时，身上脑袋有多处外伤，下午四点，送市看守所。
左小菊又赶到市看守所查了半天，才查明：母亲送来当日，由于被红卫兵批斗时，被红卫兵的铜皮带扣抽伤脑袋，造成颅内出血，在看守所，看守所的造反派又不允许给送来的黑五类治疗，所以第二天早上，便去世了。去世那天，便被送到八宝山火化了。
听到这不幸得消息，左小菊五内俱裂，天天想着母亲被关押在别处，天天想着哪一天母亲被放出来，一家人能团圆。等啊，盼啊，寻啊，觅啊，等来盼来的确是噩耗，真是苍天悲伤雨作泪，树木无语风悲声。
左小菊几乎哭倒在看守所。那个帮她查找她母亲的那个警察，见她寻死觅活的，不禁也动了恻隐之心，叹道：“唉，惨啊。你到八宝山找找，或许能找到你母亲的骨灰。”
第二天一早左小菊和左小莲便要去八宝山。刚要动身，在另一屋的父亲叫住了她们：“小菊，小莲你们慢点走，我和你们一块去。”
“您别去了，你身体不好，找到妈的骨灰，我们再和您一块去。”左小菊怕父亲伤心，所以不想让父亲和她们姐俩一起去八宝山。
“不行，别人不看可以，看你妈我不去不行！”父亲说着，走出了他自己的屋。
左小菊看到，父亲消瘦的脸钢架苍白，原来不多的白发一夜之间好像又白了许多，而两个眼，肿的像小核桃，白眼珠红红的布满血丝。“您这身体挺得住吗？“左小菊知道昨天自己把探听的消息告诉父亲后，父亲肯定哭了一夜，不禁担忧地问。
“行，没问题！”父亲占了起来围上围巾，穿上那件刚解放时卖的蓝呢子大衣，说：“走！”
八宝山火葬场，几颗秃树落着几只乌鸦，呱呱叫着。已是寒冬季节，除了三两树尖上有没融化的雪花的小松树，还透着一些绿色的生息外，就是秃的山，秃的树。火葬场烟囱上的几缕青烟，和地上稀落的残雪，及几个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工作人员。
父女三人来到火葬场办公室，火葬场办公室的两个值班人员，也在黑棉衣上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您们烧谁啊？”三人一进屋，其中那个胖女人问。
“我们不烧谁。”左小菊的父亲说。
“你们不烧谁，来火葬场干什么？”那个胖女人笑笑。
“师傅，”左小菊忙向那胖女人笑笑，“我们是来查一下以前烧过的人。”
“以前烧过的人在骨灰堂呢，到那查去吧！”那胖女人说。
“骨灰堂远吗？”
“在东边，看得见！”那胖女人有些不耐烦了。
他们看到不远处绿色宫殿式的房顶，便知道那就是骨灰堂了。循迹走了过去，一进骨灰堂，看骨灰堂的工作人员也带着造反派的红箍，他们问：“以前少过的人都在这吗？”
看骨灰堂的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正在看一份报纸，头也没抬地说：“不在这儿，还在你们家炕头啊？”边说边用手一指旁边过道。
左小菊和父亲及妹妹穿过过道，看到里边是一排排高大的柜子，一个个柜子被做成许多小方格，每个方格里放着一个骨灰盖，骨灰盒上都放有死者的相片，他们有男有女，有年轻，有年少，虽然都已化作一堆骨灰，但相片上的他们却大都笑着，无忧无虑地笑着，痴呆地笑着。
左小菊和妹妹及父亲分作三股，分不同地方搜索母亲踪迹，寻了个够，也没找到母亲踪迹。三人碰到一块，左小菊说：“这没母亲，咱们还是回前头问问。”
他们返回骨灰堂值班人员那里，那值班人员还在看那张报纸，左小菊问：“师傅，请问六六年死的人都在这吗？”
“对啊。”那人眼睛终于离开了报纸。
“我怎么没找到我妈啊？”左小菊声带哭腔。
“你们自己把骨灰放这的，怎么不知道放哪儿？”
“不是我们放的”
“不是你们放的，谁放的？”
“我妈，我妈是被红卫兵打死，他们给拉到这的？”
那人听了，往前探头看了看左小菊，又看了看左小莲和他们的父亲，这才坐回原处说：“是六六年被打死的黑五类吧？”左小菊点点头。“那年头，乱成一锅粥了，打死就打死了，谁还给她装骨灰匣啊，你们家属也没来啊？”
“没通知我们家属啊？”
“你们要找阿？”
“是。”
“骨灰烧完没主认，可能大板锹早搓出去沃肥了。”
“什么，沃肥了？！”左小菊父亲听道，忙问。
“你们再到火葬场那边看看吧，问问那扫地的老薛，前两年他管烧没主的，你问问他。”那人低下头，又看起了报纸。
“薛师傅，薛师傅！”左小菊父女三人从骨灰堂又返回火葬场，去找薛师傅。问了几个人，都不是，最后看到一个在场地一边坐着吸烟的老人，他五十来岁，头发老长，而且脏乱，好似很久都没剃过，胡子也老长，花白的胡须乱蓬蓬长着，他也穿着火葬场工作人员都穿的黑棉裤，黑棉袄。但是他没带造反派红袖章，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大竹扫把。
“您是薛师傅吗？”左小菊快步走向前，问。
那老人把望着远方呆滞的目光转了回来，痴呆地望了望左小菊父女三人。
“大爷，您是薛师傅吗？”左小莲跟着也问了一句。
听了这话，老人这才回过神来，默默地点点头。
“问您一句，老哥，六六年八九月间红卫兵打死的地富反坏，拉到火葬场，那无主的人是您烧的吗？”
“无主的地富反坏，打死的，是我烧的”老人低下头轻声说道。
“怎么没找家属就烧了？”
“火葬场造反派让烧的，别人都不烧，让我这个写碑的烧，我有点历史问题，文化革命一块是就被专政了，人家让我烧，我敢不烧吗？”左小菊父亲和这老人一问一答。
“您是写碑的，什么是写碑的？”左小莲不明白，插嘴问道。
“写碑的就是死人埋了刻石碑，石碑上先要写上字，石匠才照字刻，大人物死了，献花圈，我不写碑就写花圈。唉，字好点，原先也算是个轻松活”老人说道自己是写碑时，脸似露出一丝自豪的笑容。
“那您知道六六年六九月间您烧的地富反坏的骨灰在哪吗？”左小菊的父亲颤着声问。
“这，这”老人望望眼前这父女三人，好像明白了这三人便是他曾烧过的那批地富反坏的家属。想了一下，他说道：“大部分斗被垃圾车拉走倒掉了”
“那还有一小部分呢？”左小菊思路敏捷，立刻问道。
“我，我”那老人向四边瞧瞧，见没有戴红袖章穿黑棉袄火葬场造反派的人，这才悄声说：“你们是那批被打死人的家属？”
“那还有假，那是我妈！”左小菊边说，眼泪也跟着从眼眶流到脸颊。
看到左小菊流了泪，这老人才说：“当时烧的时候，我怕这些冤死鬼找我报应，又怕后日他们家属来找，所以，我每烧一个无主被红卫兵打死的，便从他的骨灰中捏一小撮，放到后面那棵松树下我挖的坑里。”
正文 第八十六章 千方百计
“松树还在吗？”左小菊着急地问。
“那不是吗？”老人指指不远处那棵高大的松树。
“您带我们去？”左小菊说。
“好。”老人带着父女三人来到松树下，找个枯枝，左小菊把老人指示的地面掘开，果然见一些骨灰出现，但这些灰白色的骨灰已变成褐灰色，已和树下的泥土混在了一起。
“妈呀！”左小菊和左小莲见到骨灰，立刻蹲下，哭出了声。
“别出声，别出声！”那老人忙叫住两姐妹。
“为什么？”左小菊问。
老人指指不远处的办公室：“让他们知道了，连这点骨灰也给搓到垃圾场”
左小菊她们忙止住哭声，左小菊父亲弯腰捏了一点和泥土拌在一起的骨灰，用一张纸包好，装进怀里，拉着姐妹俩向大松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又转过身，向老人薛师傅鞠了一躬。
母亲找到了，早已化作一缕青烟和一撮泥土。左小菊还要在冬季北京的时间，去办第二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妹妹左小莲调回北京，让孤独的父亲身边能有一个女儿相伴，让身体瘦弱的妹妹，不再受艰苦生活的煎熬。
左小菊到大学家属委员会打听，听说大学里有一个家属子女在内蒙古插队，因为在队里不爱劳动，偷鸡摸狗，被内蒙古他们村给退回北京了，北京开不要，可是这孩子的父亲是大学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于是，人托人，找到了北京知青安置办公室，又人托人，到医院开了个乙肝的假证明，证明此人不适宜在内蒙古插队干力气活。他父亲有趣医院开了个血压高的证明，证明他父亲需要人照顾，而他家确实一子一女都去插队了，儿子去了内蒙，女儿去了陕西，三搞鼓，两搞鼓，就调回北京了。
“他真有乙肝啊？”左小菊问家委会的大妈。
“有什么呀，装的。”
“那怎么开除乙肝的证明？”
“那还不容易，找个有乙肝的病人，给他二十块钱，让他冒名顶替去医院检查身体，又串通给他检查的医生，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给点好处，乙肝证明不久开出来了”
“他儿子是冒名顶替开的乙肝证明，他老子莫非也让人冒名顶替开的血压高？”左小菊又问。
家委会大妈笑笑：“哪还用冒名顶替啊，他老子本身就血压高，只不过高的还不够度数。”
“什么度数？”左小菊好奇地问。
“就是说他老子血压高，高压时一百四十五，低压九十。说高，是高，可是还没到要用人伺候，身边离不开人的程度。”
“那再找人冒名顶替？”
“这不用了，听说他老子不知在哪听了高招，说量血压前喝了点酱油，血压就高了，于是这位老先生在检查血压前，足足皱着眉喝了大半瓶酱油，咸的他呲牙咧嘴，连喝好几大杯水。喝的肚子鼓胀胀的，像个怀了八个月的孕妇，到医院一量血压，呵，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
当医生把量的血压数告诉他时，他不像别的病人那样忧虑和害怕，反而笑了。可这一笑不要紧，嘴咧开了，就合不上了。眼发直，嘴角流哈喇子，医生一看要坏，忙检查，发现这人因为血压高，又一兴奋，得了个脸溢血。于是，又住院又开颅，把脑袋里的血块清除干净了，这人也半傻不精了，住了一两个月医院，才回的家。”
“他为儿子也算鞠躬尽瘁了！”左小菊说。
“谁说不是呢，哪家有个插队的，父母的心不也就被摘掉了一半。”那家委会的大妈说。
周学萍扶着父亲去学校革委会，他们要向革委会证明一下，左小菊父亲在北京确实一人，身体又不好，确实血药一个子女照顾。
到革委会一说，此时几位校革委会委员大都认识左小菊父亲，又对左小菊母亲的事稍有耳闻，所以，左小菊和父亲说明来意后，那几位校革委会委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没费多大劲，左小菊父亲便拿到了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是孤身一人，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盖有校革委会大章的证明信。
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市孤身一人的证明有了，还需要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身体有病的证明，左小菊对父亲讲，要开这样的证明，是否需要找熟人托个医生，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