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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上，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上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里只有两位四十来岁，蓝衣服带造反派红袖章的人。金杨和孙茂把绣墩拿进屋里，其中一位穿蓝衣服戴红袖章的人一见金杨，便问：“小子，这几个月不见你，哪去了？”
“去山西插队了。”
“怎么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另外那位穿蓝衣服戴袖章的问：“你这绣墩哪来的，有户口本吗？”
金杨这才想起，自己去山西插队迁户口时，派出所把户口本收了，便说：“没户口本。”
“那不能收。”那人道。
“可这是我家的啊！”金杨大声说。
“收了吧，老赵。”刚才和金杨打招呼的那位蓝衣服红袖章的人说：“我认识他，他家就是古楼金家，老来咱这卖，不会偷的，要偷，也是偷自家的。”
“好，那收吧，一个五块。”那个叫老赵的说。
“我看，这是花梨的多给点吧。”和金杨熟识的那个人向老赵递了个眼色。
“看你插队的，我儿子也在山西插队，这样吧，两个十五块。”那位姓赵德说道。
金杨和孙茂拿着钱，找了个饭馆，要了两盘肠，一盘猪耳朵丝，两升啤酒，两碗汤面，足足又吃又喝了一顿。
好运不长，就在金杨第三次敲窗户拿自己家的凳子时，被埋伏在院外的街道造反派抓住了。他和孙茂被扭送到派出所。
审问他们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警察。
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问：“哪的人啊？”
金杨答：“前几个月是北京人。”
老警察抬起眼看了他一下，觉得奇怪道：“这几个月难道就不是北京人？”
“不是了。”
“不是了，那是哪人？”
“是山西人了。”
“怎么又是山西人了？”老警察停止记录，抬起眼问。
“插队了。”
“噢。”警察好像明白了。便低下头又问：“犯了什么事啊？”
“没犯事。”金杨，不紧不慢地答。
“没犯事，他们给你送这来了？”
“嘿，谁知道呢？”金杨仍然不紧不慢。
“他偷东西！”扭送他们来的造反派说。
“偷东西，偷什么啊？”
“凳子。”造反派答。
“我没偷凳子。”
“怎么没偷，抓住你了。”造反派声音大些。
“莫须有。”金杨低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老警察加重了语气。
金杨便把偷自己家凳子的事说了一遍，并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大叔，我也是没办法，大队只借了十元钱，买火车票了，回北京住自己家没吃没喝，喝西北风吧，北京的西北风还没山西风大，你说让我怎么办？”
警察和押送他们的造反派到另一个屋子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偷了封存的物品，就是偷，按说要把你们关起来，只不过关起你来，你倒有地方吃饭了，这样吧，先警告你们一次，下次可不能偷自家了，北京没吃的，先回山西吧？”
“山西回去也没饭吃啊？”金杨说。
“那你们先回街道，让街道先给你解决一下吃的？”老警察看了看押送他们来的街道造反派说。
“街道哪有吃的呀？”押送他们来的那两个造反派说。
“那怎么办啊？”孙茂问。
“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办法！”老警察好像生了气。“去去去，赶快走吧！”
“哪有不关你，还不走的，真怪了事了。”老警察大声道。
王大力回家已经两天了。第三天，他要完成村里老乡交给的任务。
早上八点多钟，吃过早饭，他便乘车去东西。去东四，他要去隆福寺人民市场去购买四尺黑条绒和一双解放牌球鞋，这是队里三个老乡交给他的任务。
九点钟，市场开门。北京的市场他记得只有四个地方货场比较多：一个是百货大楼，一个是东安市场，一个是西单百货商场，一个就是隆福寺人民市场了。隆福寺离他家较近，所以他的第一站先去隆福寺，隆福寺人民市场如果没有，往东南走几站路，便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如果还买不到，再往南走一站多地，便到百货大楼，这三个地方离的不远，他在心里早做了计划。
正文 第十七章 过年（5）
隆福寺人民市场一开门，人就进来不少。王大力找到卖条绒布的柜台，只见柜台前已有两个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和售货员说买黑条绒布，而且也是一人买四尺，并且两尺扯一块，两尺扯一块。
轮到王大力买了，年轻的女售货员一边给王大力量着条绒布，一边问：“你们买这些灯芯布干什么，怎么都是两尺两尺的买，还都买黑的？”
王大力知道，山西说的条绒布，就是北京说的灯芯绒布，便道：“我们是插队的老乡托我们买，是做鞋面用，两尺刚好做一双鞋。”
售货员点了点头，又问：“你们都用的是北京布票，山西人也有北京布票？”
“唉，人家给山西布票，北京也不能用，只好让我们家给出了，好在不多，只四尺，如果多，够呛！”王大力买完条绒布，又去买解放牌球鞋，他去买二六半尺码的，可是柜台上这个尺码已经没了，他只得去下一购物地点了。
他走出隆福寺胡同，奔东安市场走去。天气寒冷，他感到有些凉意，用手拢了拢身上的大衣，好在路不远，闲着无事，随意溜达，却也惬意。看着路边忙忙碌碌行走的人们，他的心里突然空荡荡地，像一潭水，深不见底，寒冷而孤寂。他这种感觉回北京已经数次出现，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已不是北京人，而前途又渺茫无望而产生的空落落的感觉。
他到了东安市场，在卖鞋的柜台前，他看到了赵亮，单丁一，和村里的女知青白枝枝，他们怎么凑到一起了，见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份扎捆好的东西，便道：“你们也来采购了？”
“当然了，知青回北京，都要给老乡带东西，采购大队长啊！”赵亮大声地说。还好，这里有王大力要买的解放牌球鞋，总算完成了任务。
李全旺和葛存天找了好久，终于在魏公村找到了农科院的种子研究所。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把他们的计划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讲一下，并想讨要一些稻种，回村搞一下种水稻的实验。
种子研究所大院里空荡荡的，墙上贴满大字报，大字报有新有旧，旧的大字报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红纸变成粉纸，粉纸变成白纸，黑的字迹被雨水冲刷的墨痕如小溪般的一道道流淌下来，像无数条黑色的蚯蚓向下乱爬，而被风掀起的破了的纸角，更像冬天里孩子的屁帘，五颜六色。
门都锁着，他们从一楼换门敲，一直敲到二层的紧里头，才把这扇门敲开，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一个台灯下看着书。
李全旺他们走了进去，那位戴眼镜的看了看他们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李全旺他们说明了来意。那位戴眼镜的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谁还搞这些，都忙着高批斗，夺权，好在，我梁某人不太喜欢夺权，你们的想法好啊，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盐碱地种水稻，如果能成功，那可放了个卫星，我支持你们，给你们找点资料，再给你们找点稻种，你们回去实验吧。”
那位梁某人出去了，过了半小时，他拿回了一叠油印的种水稻的资料，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实验，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再来北京找我或写信，祝你们成功。”
薛玉昌无力地走向伙房。
知青都回家了，伙房里冷清清的，他开了门，揭开锅盖，锅底的一层水已冻成了冰，白亮亮的，他又揭开水缸的盖，水缸里的水也结了一层冰，“他妈的！”他随口骂道。无奈，他从院里抱了一捆高粱杆，赛道灶台里，把火点着，开始做饭。
锅里的冰慢慢化了，他用铁瓢把刚上面得冰砸破，舀出水，倒进锅里，屋子冰凉，水冰凉，身体也冰凉冰凉的，他跺跺脚搓搓手，开了库房门，盛出二斤小米，洗洗，倒在锅里，煮沸，然后就坐在小凳上，慢慢地往灶膛里一根一根地添着高粱杆，一边望着一个个火苗窜起，又一个个火苗熄灭。
他在做焖饭，这是他发明的，老乡不舍得做，嫌费米，他想起在北京时母亲用大米做过焖饭，于是他照葫芦画瓢，把小米煮开，水放少点，水煮开后，火烧小点，再后，不添柴了，靠余火加热，只要水和米的比例放对，经过几次试验，他的小米饭焖出来了。
锅里透出了新鲜小米饭的香味，他很喜欢闻着味道，于是使劲地嗅了嗅。
这时，门开了，张燕进来了。
张燕是村里春节不回北京的唯一女插队知青，她不是北京没家，而是她从小一直由姐姐抚养长大，姐姐是售票员，姐夫是司机。他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女儿只比张燕小两岁，张燕从小不记得父母，既不知父母长什么样，也不知父母是干什么的，几次问姐姐和姐夫，姐姐姐夫都给支吾过去，文化大革命姐姐曾被都过两天，才知道父亲解放前是宪兵，解放时给镇压了，母亲是特务，五二年也给抓走，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小时候张燕对姐姐姐夫很依恋，也很喜爱姐姐的家，慢慢长大后，她感到自己好像半个是家里人，半个是外人，心里有时感到别扭，所以很想有个自己的家。
这次春节别人都回北京，她一方面没钱，兜里只有大队借的十元钱，和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五块钱，如果回去车费十元，回来车费便不够了，另一方面，回北京还要吃姐姐姐夫，自己已经插队了，再吃姐姐姐夫，心里也过意不去，思来想去，所以，牙一咬，心一横，春节不回北京了，在山西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张燕进了伙房，见薛玉昌正在焖小米饭，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哎哟，来晚了，对不起啊？”说着，挽起袖子，去剥堆在屋角的葱。长长的葱冻的硬邦邦的，像一根根木棍，剥掉外面的葱皮，里面便显出细细的像雪花一样的细冰渣，剥着剥着，手被葱冻住了，用力一扯，左手食指掉了一块皮，血流了出来。
“哎哟！”张燕不禁叫了一声。
正在烧火的薛玉昌见张燕手指流血，知道手指剥冻葱时被冻的葱给冻在一起扯破的，便忙凑上前，不自觉地拿住张燕流血的手指，从自己兜里掏出手绢，给张燕包上，说：“注意点，这地方冷，零下二十好几度，手摸什么都得注意，我开门锁手被冻上好几回，手硬拽也破过好几次。”
张燕今年已经二十一岁多了，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三四岁的薛玉昌，自己的手又被人攥着，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咚咚地跳的快了起来，脸上也发了热，忙挣开薛玉昌的手：“没什么，伤不重。”
二人吃了顿小米焖饭拌熬葱。熬葱，就是把葱切碎，放到锅里加点水放点盐煮一煮便是。伙房里菜已经没有，半麻袋土豆也都冻成冰球了，切不动，剁不烂的。唯一有的菜，就是知青们分的葱，堆在屋角，还有六七捆。俗话讲：饿不死的僧，冻不烂的葱，葱虽然冻得硬邦邦，放在锅里一煮，仍然鲜味洋溢。
饭吃完了，二人发愁了。一个人坐一个小凳，漫天闲侃，这是他们自知青回北京后，在伙房的惯例，只不过越聊越愁。
“你说怎么办啊，就咱们俩没回北京，不说别的，饭过十几天就没的吃了，葱也快吃完了，吃完了后，咱们吃什么？”薛玉昌望着屋顶还弥漫着的些许雾气说。
“你到大队再领些粮，再磨些玉米面，高粱面，在领些小米啊。”张燕看着薛玉昌道。
“领粮食大队倒是给，只是磨粮食都要钱，咱们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啊！”
张燕沉默了，她知道薛玉昌的情况，知道他北京的家也没有钱给他，便沉默了。
“你是大姐姐，你想个辙吧？”薛玉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张燕见薛玉昌突然叫自己大姐姐，心里呯呯又乱跳起来，很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可是，转脸，她又故作生气地说：“你呼叫什么呢？”
张燕躺在炕上半夜没睡着，她在想着薛玉昌白天那句“你是大姐姐，你想个辙吧？”那句话。
刚插队，她并没有注意薛玉昌。她是高中生，又一直在女校，薛玉昌他们都是初中生，有都是男校的，照村里女知青的话说：这些男